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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請你解釋一下。」

  達羅沙那悲哀的眼睛更加下垂了。

  「他的頭痛病是他靈魂的痛苦在他腦袋裡作祟罷了。我只是讓他恢復信心,給了他些石灰水般的糖漿而已。我採取的最有效的治療措施是幫他找到了一個差事。」

  「那麼這是種心理原因造成的身體失調了。」

  達羅沙身子僵硬了一下:「這些是隱秘的事。我不能再說下去了。」

  「醫生,」丹尼爾說,「如果海亞伯的心理構造上有什麼使他傾向於幹出反社會行為的因素,那你就很有必要對我說明了。」

  「他的確是個悶悶不樂的人,」達羅沙說,「經常受到壓抑。但他決不會做出犯罪的事來。沒有什麼能讓你感興趣的事。」

  「他經常感到受壓抑嗎?」

  「不經常這樣。大約每個月一至兩次。」

  「每次要持續多長時間?」

  「兩到三天。」

  達羅沙不耐煩地舉起雙手。

  「我不該談論這個,但是如果這能使事情簡單一些,我會告訴你。他的病已經發展到了產生不清晰痛感的階段——是因心理原因引起的病症一一—他頭疼,變得根虛弱,然後就上床睡覺。他沒有進攻性,沒有反社會的行為。現在如果你能允許的話,我必須得走了。」

  達羅沙的臉部緊繃著,毫無表情。丹尼爾知道他再問什麼都沒用了,就記下了他的家庭住址和電話號碼,為佔用了他的時間而表示了感謝,結束了這次面談。

  當他一個人呆在大廳裡的時候,他想了一會關於齊亞·海亞伯的事。正想得出神時,布爾德溫回來了。

  「除了佩吉以外的所有其他人都在餐廳裡,」美國人說,「他們說既沒看到也沒聽到任何事。」

  「你對他們說了些什麼?」丹尼爾問。

  「就是你對我說的那些話。附近發生了一起罪案。他們沒人知道什麼能對你有所幫助的事。」

  「儘管如此,我還是有必要和他們談談。」

  「隨你的便。」

  餐廳是雅致的藍色長方形房間,放有六張圓桌,其中五張是空的。天花板為白色,邊上鑲有棕色的花板條。法國式的門通向外面的天並,可以讓幾十隻鴿子下來啄食。隔著玻璃也能聽見它們的「咕咕」聲。每張桌子旁都放著一圈折疊椅,桌面上鋪著藍綠色的桌布。便攜式收音機中傳出阿拉伯音樂來。餐廳中央的一張長桌子上擺有盛在碟子裡的糕點和水果,杯子裡也倒好了桔子汁。輪車上的俄式黃銅茶壺「噝噝」地冒出咖啡味的蒸汽,齊亞·海亞伯就站在旁邊,面色嚴肅,工作服外面又系上了一條白圍裙,正把一隻茶杯端在茶壺嘴下面。

  布爾德溫把丹尼爾帶到一張靠窗的桌子旁,另外兩名醫生和那名瑞士護士凱瑟琳·豪塞正坐在那裡一起吃早飯。布爾德溫介紹雙方認識以後,就和他們一起坐下來。他的屁股還沒坐到椅子上,海亞伯就迅速過來服侍他,在他的盤子裡裝上了椰棗和蘋果,把冒著熱氣的咖啡倒進他杯子裡,每做完一件事都要順從地鞠一躬。

  沒有人說請丹尼爾坐下的話,於是他就一直站著。三雙眼睛都盯著他。他必須和他們每個人分別談話;而打斷了他們的非正式聚會使他覺得自己像個人侵者。他首先選擇了凱瑟琳·豪塞,把她遠遠地帶到餐廳另一頭的桌子旁,替她端著她的咖啡,然後放在她面前。

  她謝了謝他,笑了一下。這是個豐滿的上了點年紀的女人,穿著一件看不出款式和顏色的罩衫,灰頭髮,藍眼睛,羊皮紙一樣的皮膚,就像他在錫安聖母院的女修道院中見到的老修女一樣。當他注視她的時候,她的臉頰上升起兩小片紅暈。她看上去友好而合作,但她肯定地說自己什麼也沒聽到、沒看到。她很想知道發生了什麼。是一樁刑事案件,他微笑著說,並陪她走回她的桌子旁。

  看到加拿大人卡特,丹尼爾會把他當成每年夏天步行穿過耶路撒冷的北歐旅行者。他虎背熊腰,長著一頭捲曲的金髮,灰色的小眼睛,一臉薑黃色鬍鬚。三十出頭,戴著老式的圓形金邊眼鏡。他的頭髮又長又亂,和他身上其他部分一樣不修邊幅。他的白大褂皺巴巴的,裡面穿著一件藍色的工作襯衣和一條褪了色的牛仔褲。他說話很慢,深思熟慮一般,仿佛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

  他對罪案表現出了一般性的好奇,丹尼爾只籠統地回答了一句,接著問:「你和達羅沙醫生一起參加學術討論會了吧?」

  「沒錯。」

  「後來你又為病人看病了嗎?」

  「沒有,」卡特說,「沃利一個人回醫院,不輪我值班,我就叫了一輛出租車到東耶路撤冷吃了晚飯。在達拉斯餐館。」他笑著又補充說,「裡脊牛排,土豆片,三瓶啤酒。」說完又笑起來。

  「有什麼好笑的嗎,卡特醫生?」

  卡特搖搖頭,手指撫過他的鬍鬚,微笑著。

  「沒什麼。只是覺得這聽起來有點像在家裡看的警匪片——夜裡你在哪之類的對話。」

  「我也這麼覺得。」丹尼爾邊說邊寫。「你什麼時候回到醫院來的?」

  「肯定快到十點半了。」

  「你回來以後又做了些什麼?」

  「到我的房間去,讀些醫學雜誌;直到它們讓我困得睡著為止。」

  「那是幾點鐘?」

  「我真的沒法告訴你。那些雜誌都是些很乏味的東西,所以我可能十一點就睡著了。那件罪案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還沒有確定。』你聽到或見到什麼非同尋常的事了嗎?」

  「一點沒有,對不起了。」

  丹尼爾與他道了別,他便拖拖諮哲地走回他的桌子旁。以前肯定是個嬉皮士,丹尼爾想。那種不時用一點大麻的刺激使自己對生活感覺遲鈍一些的人,是個夢想家。

  相比之下,哈桑·阿比亞迪醫生就顯得有棱有角,刻板,衣冠楚楚,短小——幾乎可以說是苗條——皮膚和丹尼爾一樣黑,黑色的短髮,上了很好的髮油,鬍鬚像一條鉛筆道似的,修剪得幾乎達到了建築學的精確程度。他看上去太年輕,不像個醫生,他的白大褂和優雅的服裝只能更讓人們覺得像小孩子在玩過家家。

  「你與穆罕默德·阿比亞迪有親戚關係嗎?」丹尼爾問他。

  「他是我父親。」阿比亞迪有點疑慮地說。

  「很多年以前,我還是個穿警服的警察時,小偷闖進了你父親的倉庫,偷走了一批新運來的西瓜和南瓜。我被分去負責這件案子。」這是他最初的幾次勝利之一。罪犯很快被捕了,贓物歸還了失主,他為自己驕傲了好幾天。

  他試圖以此引發親善感,但失敗了。

  「我對瓜果一竅不通,」年輕醫生冷冷地說,「十年前我住在美國。」

  「美國的什麼地方?」

  「密歇根州的底特律。」

  「汽車城?」

  阿比亞迪胳膊交叉放在胸前:「你想從我這兒得到什麼?」

  「你在底特律學醫嗎?」

  「是的。」

  「在哪兒?」

  「韋恩州立大學。」

  「你什麼時候回到以色列的?」

  「兩年前我回到了巴勒斯坦。」

  「你就一直在艾米利亞·凱瑟琳醫院工作嗎?」

  「是的。」

  「你的專長是什麼?」

  「家庭醫學。」

  「你參加哈達薩的學術討論會了嗎?」

  阿比亞迪的臉繃緊了,氣得幾乎發抖:「你是知道答案的,警察。為什麼要玩遊戲?」

  丹尼爾平靜地看著他,一言不發。

  「一遍又一遍地問同樣的問題,」阿比亞迪說,「只要出了點什麼事,你們就來騷擾我們。」

  「你以前被警方騷擾過嗎?阿比亞迪醫生?」

  「你懂我的意思。」年輕的阿拉伯人厲聲說。他看看表,手指在桌子上敲起來。「我有事要做,要去看病人。」

  「說到『看』,昨晚你看到什麼不尋常的事了嗎?」

  「不,沒有。這恐怕是我對你所有問題的回答了。」

  「今天大清早的時候呢?」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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