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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15

  我不久前又去了那兒一次。那是一個晴朗又寒冷的冬日。過了舍爾麥克,森林披上了銀裝,大地被皚皚白雪覆蓋。集中營是一塊狹長的場地,地處下斜的山坡梯地上,在耀眼的陽光照射下一片白茫茫。從那兒可眺望到遠處的福戈森山谷。二層或三層的監視塔上面的和一層的木板房上面的被漆成藍灰色的木頭與皚皚白雪形成了一個和諧的對照。當然了,那裡少不了有用鐵絲網圍成的大門,門上面掛著「斯特魯特侯夫一納茨瓦勒集中營」的牌子,也有圍繞集中營四周的雙層鐵絲網。在殘留下來的木板房之間,原來都是木板房,一間挨著一間地排列著,非常稠密,可現在,地面被皚皚白雪覆蓋著,什麼也辨認不出來。它看起來像是為孩子們準備的滑雪橇的斜坡。好像孩子們正在帶有舒適方格窗戶的、可愛的木板房裡度寒假,好像他們隨時都會被喊進去吃蛋糕和熱巧克力。

  集中營沒開放。我只好在周圍的雪地裡走來走去,鞋都濕透了。我可以看清楚集中營的全貌。這使我想起,我第一次參觀它時是怎樣從已經被拆除的木板房的牆基與牆基間的臺階上走下來的。這也使我想起了當時在一間木板房裡展出的火化爐及另外的曾用做單人牢房的木板房。也使我回憶起,當時我是怎樣徒勞地想像過一個關滿囚犯的集中營是什麼樣子,囚犯和警衛隊都是什麼樣子,具體地想像過痛苦是什麼滋味。我的確努力想像過,我曾望著一間木板房,閉上眼睛,思想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我仔細地測量了一間木板房,從測量中算出它佔用情況並想像它的擁擠程度。我聽說,木板房之間的臺階同時也是集合點名的地點,點名時,從下面向上面的集中營盡頭望去,看到的是一排排的後背。但是,我的這一切想像都是徒勞的。我有一種可憐的、羞恥的失敗感。在回去的路上,在遠離山坡的地方,在一家飯店的對面,我發現了一間被用做毒氣室的小房子。它被粉刷成白色,門窗用石頭圍砌起來。它看上去像個糧倉,或者像個倉庫,或是用人住的陋室。這個房子也不開放。我記不得了是否我當時進過裡面。我沒有下車,坐在車裡讓發動機開著,看了一會兒就開走了。

  在回家的路上,起初我對在阿爾薩斯地區的村子裡繞來繞去地去找一家飯店吃午飯有所顧忌。但是,我的顧忌並不是產生於一種真正的感受,而是產生於一種思考,一種參觀一所集中營之後人們所具有的思考。我自己意識到了這點,我聳聳肩。我在福戈森的山坡旁的村子裡找到了一家名為「到小花園」的飯店。從我的座位上可以看到那個平原。在那裡,漢娜叫過我「小傢伙」。

  我第一次參觀集中營時在裡面轉來轉去,一直轉到它關門為止。之後我坐在了位於集中營上方的紀念碑下,俯瞰下面的集中營。我的心裡空虛極了,就好像我不是在外部世界,而是在內心世界尋找著直覺,而我內心又空空如也。

  隨後,天黑了下來。我無可奈何地等了一個小時,才搭上一輛小型敞篷貨車,坐在了放貨物的位子上,去了下一座村子。我只好放棄了當天搭車趕回家去的希望,在村子裡找了一家便宜的客棧住了下來,並在其餐廳裡吃了一塊薄薄的煎豬排,配菜是炸薯條和豌豆。

  我的鄰桌有四個男人吵吵嚷嚷地在打牌。這時,門開了,一位矮小的老人走了進來,沒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他穿著一條短褲,拖著一條木制假腿。他在吧台要了啤酒,把背和他的大禿頭對著我的鄰桌。玩牌的人放下牌,把手伸向煙灰缸抓起煙頭向他扔去,並擊中了他。坐在吧台的那個老頭用手在後腦勺撲打著,好像要防止蒼蠅落上似的。店主給他端上了啤酒,沒人開口說話。

  我忍不住跳了起來沖向了鄰桌:「住手!」我氣得手直打哆嗦。這時候,那個老頭一瘸一拐地蹦了過來,笨拙地用手擺弄著他的腿,突然那條木制假腿就握在他的雙手中了。他用假腿「啪」的一聲敲在桌子上,上面的杯子和煙灰缸都滾動著摔到空椅子上。與此同時,他那沒牙的嘴發出了尖笑,其他人也和他一起狂笑,但那是一種耍酒風的狂笑,「住手!」他們一邊笑一邊指著我說,「住手戶

  那天夜裡,房子周圍狂風呼嘯。我並沒有感到冷,窗前的狂風怒吼、樹木的嘎嘎作響以及偶爾傳來的商店的關門聲都沒有大到讓我睡不著覺的程度,但是,我心裡感到越來越不安,直到我的整個身體也開始顫抖起來。我害怕,不過,不是怕發生什麼壞事。我的害怕只是一種身體狀態。我躺在那兒,聽著狂風的呼嘯。當風勢減弱、風聲變小時,我才感到輕鬆些。但是,我又害怕風勢再起,我不知道第二天能否爬得起來,能否趕得回去,不知道我將如何繼續我的學業,如何成家立業,生兒育女。

  我想對漢娜的罪行既給予理解,同時也予以譴責,但是,這樣做太可怕了。當我努力去理解時,我就會有一種感覺,即我覺得本來屬￿該譴責的罪行變得不再那麼該譴責了。當我像該譴責的那樣去譴責時,就沒有理解的餘地了。但是,在譴責她的同時我還是想理解她,不理解她就意味著對她的再次背叛。我現在還沒到不行的時候。兩者我都想要:理解和譴責。但是,兩者都行不通。

  第二天又是個陽光明媚的夏日。搭車很容易,我在幾個小時內就到了家。我徒步穿過城裡,好像我離開了很長時間,街道、房屋和那裡的人都令我感到陌生。但是,我對陌生的集中營世界卻沒有因此而更熟悉。我在斯特魯特俱夫所得到的印象與我頭腦中固有的奧斯威辛、比肯瑙和貝爾根一貝爾森的極少的情景交織混合在一起,也與它們僵化在一起。

  16

  我到底還是去找了審判長。去找漢娜我做不到,但是,袖手旁觀什麼都不做,我也做不到。

  與漢娜談一談為什麼我做不到呢?她離我而去,她欺騙了我,她不是那個我瞭解的漢娜,或令我為之想入非非的漢娜,而我對她來說又是何許人呢?一個被她利用的小朗讀者?一個陪她睡覺,使她獲得床第之歡的小傢伙?如果無法離開我,但又想擺脫我時,她也會把我送進毒氣室嗎?

  那麼,為什麼我連袖手旁觀也做不到呢?我心想,我一定要阻止一場錯誤的判決。我一定要主持公道,一種不計較漢娜的生活謊言的絕對公道,它或許對漢娜有利,也可能對她不利,但是,對我來說,這的確不是公道不公道的問題。我不能讓漢娜想怎樣就怎樣,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我必須要對她施加影響,如果不能直接地,就間接地。

  審判長知道我們這個小組,願意在下次開庭後與我談一次。我敲了敲門,然後被請了進去。他問候我之後請我坐在寫字臺前面的一把椅子上。他只穿了個襯衫,坐在寫字臺的後面。他的法官長袍掛在椅背和椅子的扶手上。他朝長袍坐下去,然後又讓長袍滑落在地上。他看上去很輕鬆,像一個完成了當天的工作並對此感到很滿意的人。臉上沒有在法庭審理期間那種煩躁易怒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和藹可親、充滿智慧、心地善良的政府官員的面部表情,原來他在法庭上用假面具把自己掩飾了起來。他無拘無束地與我聊天,向我問這問那,譬如,我們這個小組對法庭審理程序是怎樣想的,我們的教授對法庭備忘錄將如何處理,我們是幾年級的學生,我上了幾個學期了,我為什麼要學法律,我想何時參加考試等等。還說,報名參加考試無論如何不應該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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