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故事(78)_學達書庫

七八

　　這種現象導致被我稱為「掏空美國工業」的結果。美國的工業設施正在減少，逐漸就會只剩下一個外殼，歐洲也是這樣。有些日本的公司可能很快就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很多人正在出口生產力。美國的摩托羅拉，德州儀器，仙童以及其它的很多公司已經將他們的生產設施轉移到了日本，或者在這裡增添了新的機器。這些公司所在地的美國人失去了就業機會，那個地區的國會議員抱怨日本人要對美國的就業率下降負責。1984年，IBM日本公司是日本的最大的計算機出口公司。美國公司轉移到日本或從日本購買高技術零件的一個原因是他們需要高質量的、而不僅僅是廉價的勞動力，他們可以利用這裡的技術工人。但是索尼公司正好相反，我們可以在美國和其它國家找到所需的技術工人。利用我們的技術和長遠的經營原則，我們可以從當地公司回避的地方賺到錢，因為他們總是要求迅速地、持續地盈利。

　　1985年秋天，我和日本經濟組織聯盟的主席稻山嘉寬一起去歐洲旅行，我們遇到很多歐洲人，他們吹噓說：「日本人沒有新主意。只有在歐洲，我們才會想出新主意。」我對一個這樣的人說：「不能因為你有一些主意就值得吹噓。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一些別人也認為是好的主意。重要的是你怎樣向工業界解釋這些主意。日本在這方面一直非常努力，而你卻沒有，所以不要吹得太過份了。」

　　歐洲國家重視科學家，我們知道這一點。很多偉大的「美國」科學家的根在歐洲，甚至是在歐洲受的教育。這是美國的一種強大的力量。但是在美國和日本，同樣的重視卻給了工程師，他們把科學上的突破轉化成有用的物品。很多歐洲國家出於虛榮的紳士派頭，在傳統上總是試圖回避需要親自動手的工程學。歐洲的工程師長期以來被視為手藝人。只有美國和日本才承認他們的重要性。兩國的大學裡都有很好的工程系。但是後來日本比美國更加強調大學裡的工程研究，這與美國強調法律訴訟有關，美國的年青人現在對法律好像更感興趣。

　　如同我對犧牲貨物交易來發展貨幣交易的趨勢產生的擔心一樣，這種對滿足技術上的改進和生產新產品的需要所表現出來的漠不關心也使我憂心忡忡。問題遠遠不止是美元和日元的比價不合理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1986年，美國參議員托馬斯．依格爾頓在東京美國商會的早餐會上發表了情緒激動的評論，回答了美國工業能力衰退的問題。依格爾頓說，美國必須保護和擴展它的工業，他發誓美國不會讓自己成為一個只有服務業的國家。參議員的言下之意是日本必須做更多的工作來糾正日美兩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否則美國就會採取保護主義。我很同情他的沮喪，可惜真正能夠幫助美國的更多地在於美國自己，而不是日本。出口生產力和玩弄貨幣遊戲不能保證在美國有一個強大的、健康的工業體系。

　　最近一任的財政部長多納德．雷根原來是美利爾．林奇．皮爾斯．芬納和史密斯公司的董事長，這個公司是一個貨幣遊戲的大玩家。金融專家們對工業沒有直接的瞭解，所以他們的信條是堅挺的美元對美國是最好的，貨幣上的不平衡問題隨著時間的過去會自然而然地得以解決。1985年詹姆斯．貝克接替雷根出任財政部長時他立即就抓住了這個問題。在他最初的一次講話中他擺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如果我們不能改變國際外匯系統並糾正美元過分堅挺的非正常局面，那麼這種廣泛的貨幣不平衡問題將會給我們帶來一場瘟疫。由此引出了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五國集團(G-5)的第一次財政部長會議，研究如何處理1985年匯率調整中造成的問題。

　　貝克和G-5的努力在匯率中造成了突發的、激劇的波動，日元在創記錄的時間內上漲到歷史的最高水平，使得工商界實際上根本無法進行調整。在半年多一點的時間內，G-5各國的中央銀行進行干預，賣出其它貨幣來降低美元的價格，此後日元對美元升值35%，這個令人震驚的升值幅度很難應付，特別是對於那些中、小公司。雖然日本的出口製造商由於日元的升值提高了產品的售價，但我們失望地看到很多美國公司也提高了他們的售價，造成了一種通貨膨脹的趨勢。

　　儘管G-5行動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在我看來卻很明顯，世界並不能依靠兩國之間的、隨意的政策協作來使匯率保持與實際情況相符。各國必須共同創造一種新的國際機構來穩定匯率。一定要阻止通過投機取巧而不是通過建設性的努力來追求金錢利潤的做法。

　　1986年七國首腦在東京經濟最高會議上對匯率沒有採取任何有意義的行動。但是他們承認問題在於匯率的廣泛波動，同意對這個情況加以監督，這樣他們朝我希望形成一種決議的方向上前進了一步。令我感到失望的是他們沒有再向前走，進而建立一個正式的機構來監督匯率或者召開會議考慮新的系統。

　　政府干預有多大的用處，又能維持多久？貨幣投機商在世界範圍內流動的錢與日本或者任何一個其它國家能夠用於干預的錢相比，數量是巨大的。所以世界上的金錢遊戲者有時間等待，希望事情遲早會對他們更加有利。如果中央銀行可以用來干預市場、影響匯率的資金不充足時，這個系統就開始搖晃起來，緊接著就可能出現一場天下大亂。出於這個原因，我一直堅持說要對外匯系統再進行一次改革。

　　沒有人知道公平的匯率是多少，對此我也沒有什麼靈丹妙藥。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每年可以召開一次會議，根據實際情況對各種貨幣進行調整，允許在最佳值的預定上下極限值之間有較小的、合理的波動。我們在工業中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使產品的原始成本下降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二，但是在現在的系統中，我們的貨幣在一天以內就可能波動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在經濟上把我們的努力一掃而空。這就使得人們失去了工作和創新的願望，自由經濟體系中的基本動力正在消失。如果連自己的錢的價值都不知道的話，那就很難做生意和制定未來的計劃了。

　　儘管有這種無法確定的因素，我們還是決定對聖迭各的工廠進行投資。岩真勝夫擔任索尼美國公司的總裁時，他也和我一樣，強烈地希望在美國建立一個電視機廠，儘管當時的經濟情況並不很好。日元對美元的匯率還是固定的三百六十比一(黑市上甚至是四百二十比一)，美國的RCA、齊尼斯和阿德密爾等公司正在向墨西哥和新加坡轉移，他們打算到那裡去生產電視機。公司裡岩真和我對美國的市場最熟悉，我們感到應該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應該向美國進軍，因為那裡是我們的市場。

　　但是在集成電路問世之前，生產電視機的過程中有很多手工操作，而美國的人工費用更高。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工廠，據估計這家工廠至少需要二千五百萬美元，小寺久日是聖迭各工廠的第一任經理，他被召回日本，我們讓他估算和計劃一下在美國運作的近期和遠期成本。項目組知道將來在美國開張時的費用。項目組也知道集成電路馬上就要問世了，不久就會取代晶體管，在三到四年的時間內，由於每一台電視機的部件數量減少，裝配時間也會減少，這樣我們在美國付出比在日本更高的工資就可以得到補償。

　　但是這僅僅只是隧道盡頭處的一線光明。小寺至今還說，他當時帶著全面的數字和設計方案來到我們的管理委員會時，他感到很悲觀。根據三百六十日元等於一美元的匯率，即使我們可以預料三年以內生意就會興旺起來，1971年8月當時的數量並不能說明建廠的合理性。但是那時候井深和我是管理委員會的負責人，我們瞭解這些數量，我們覺得從長遠來看這步棋將會被證實是有先見之明的。我們知道日元不會長久地維持在這麼低的匯率上。我們甚至沒有問及數量，這使小寺吃了一驚。我們告訴他要勇往直前。我們派他去參觀我們主要的電視機裝配廠，大致瞭解一下最新的生產系統，為他在聖迭各的工作做好準備。

　　就在那一天稍遲一點的時候，也就是8月16日(美國還是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宣佈改變美國的貨幣政策，將美元貶值，日元對美元升值15%。尼克松暫時中止承諾將外國中央銀行持有的美元兌換成黃金或者其它貨幣固定資產。他停止了外援，對所有的進口貨增收10%的追加款。這個消息令人喜出望外，它使我們在聖迭各的計劃大為改觀。本來即使在幾年內財政上會遇到困難我們也要把這個工廠的項目搞下去，現在這件事對我們的將來是一個好兆頭，它將使我們可以製造出印有「Made in U．S．A．」標記的產品。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社會主義者的法國總理弗朗索瓦．密特朗似乎成了歐洲唯一的懂得需要改變匯率系統的領導人。他經常說現存的匯率系統是錯誤的，他希望能將歐洲貨幣系統(EMS)應用于美元和日元。

　　在EMS中進行貿易的歐洲國家保持固定匯率，並定期地由EMS進行調整。與非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按外匯市場的匯率進行，可以大幅度波動，但是在集團內部有相互協作，杜絕了貨幣投機商或者不相關事件造成的任何大幅度擺動。

　　我們從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那裡得到了這種良好的自由市場的經驗，而那些聲稱信奉自由經濟的國家領導人卻不懂得這一點，真是令人難以想像。我認為這不僅僅具有諷刺意味，也是相當危險的。

　　我在日本也有同樣的問題。我曾經非常努力地強調過這一點。但是金融專家卻沒有長遠的眼光，他們說：「我們不能這樣做。」或者說：「哦，那很危險。」他們似乎缺乏創造和想像的能力。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