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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舉中國為例。長期以來美國不願意承認中國的存在,雖然有將近十億人生活在那裡。美國想隔絕中國,因為它不喜歡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美國承認臺灣政府,它自認為大陸中國不存在,想以這樣的方式來懲罰北京政府。那時候,如果一個人在度假旅行時在香港買了中國出產的小飾物並且想把它帶回美國的話,那他就會惹出麻煩。在外交上,似乎世界上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口並不存在。那時日本也不承認共產黨中國,我們沒有官方的外交關係。但是日本人經常到中國去。很多人來來往往,做生意,相互接觸,傳播新聞。突然有一天美國改變了它的主意。理查德.尼克松到中國去了。事先對誰都不打招呼,甚至包括鄰近中國的、像日本這樣一貫追隨美國政策的國家。尼克松突然一下承認了十億人民的存在。

  在日本,我們仍然是農業文化傳統和哲學的繼承人,這些東西受到自然條件和氣候變化的影響。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我們不是天生的急脾氣。我們有幾千年的歷史和傳統,所以一個年輕的、即使更加強大的國家,例如美國,把我們當作新手看待時我們會感到不高興。我們有一句諺語,「七十日內,事必有變」,它告訴我們不要反應太快,也不要操之過急。在過於著急和過於遲鈍兩者之間應該有一條中庸之道。

  第三十三章

  世界上短視的政治家和商人從雙邊關係著眼來看他們的問題:美國的商人為他們與日本之間的問題而著急,而日本的商人則擔心如何應付美國和歐洲政府和商界對他們的抱怨。

  有一天我聽到一個笑話,說是一個美國人和一個日本人一起穿越叢林,當他們看到一頭饑餓的獅子朝他們跑來時,日本人馬上坐下來穿上他的跑鞋,美國人嘲笑道:「如果你認為你比獅子還跑得快,那麼你就是傻瓜。」

  「我不必要比獅子跑得快,」日本人說,「我只需要比你跑得快就行了。」

  但是我們面臨的獅子,也就是即將到來的危機,是全球性的,我們無法躲開這頭獅子。我相信世界經濟貿易體系處在一個巨大的危險之中,就特定的貿易和兩國之間的矛盾爭吵不休只會掩蓋住表面以下的真正問題。解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對我們一點用也沒有。

  我相信主要的問題是我們的貨幣。為了在一個自由和開放的經濟體系中進行經濟活動,就必須在合適的價格上做買賣。當然價格會受到供應和需求的影響。這就是自由經濟體系的簡單基礎。

  如果我把價值一千日元的產品賣給美國或者英國的某個人,我希望獲得價值一千日元的美元或者英鎊。匯率必須公平,而且應該反映出不同國家的工業競爭力的相對水平,因為我認為工業實力才是衡量一個國家貨幣的價值的首要因素。

  作為一個實業家,我知道競爭能力必須得以平衡,而匯率正好扮演著平衡機制的角色。1944年在佈雷登森林會議上簽署的國際協議固定了匯率。匯率是根據當時和可預見的將來的經濟情況為基礎而確定下來的。戰爭剛剛結束時日本的匯率是360日元等於1美元,儘管後來我們的工業競爭力大大提高,而這個匯率卻一直保持到了1971年。日元與其它貨幣相比估價偏低,例如,疲軟的日元相對非常堅挺的美元造成日本貨在美國比較便宜,它激勵了日本公司的出口,最後導致有利於日本的巨額貿易不平衡。由於美元的堅挺,美國的出口產品非常昂貴。

  1971年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將美元貶值,允許所有的貨幣,也包括日元,擺脫原有的固定匯率,實行自由浮動,當時日元對美元立即升值15%。我想日元是應該適當地升值。事實上很多商人都認為浮動系統可能比固定匯率系統更加優越,因為它可以不斷地平衡各國的工業競爭能力。

  高爾夫球賽中有一種給優者不利條件、給劣者有利條件以便取勝機會均等的規則,根據這個規則,每個運動員的實力與其他人的相平衡,我感到新的匯率系統與這個規則相類似。每一年高爾夫運動員的均勝條件要根據其實力的變化進行調整。均勝條件從0到36點,在這個條件下運動員可能贏也可能輸,但他知道比賽是公平的,因為每個人都是在這個公平的系統中打球。

  我想,根據國際協議,浮動系統將受到監督,匯率不允許波動太大或者受到人為影響。我們沒有考慮在內的並不是產品的競爭力,而是貨幣的交易者,他們的活動會影響到世界各國的貨幣的價值。還沒有建立任何機構來監督這個系統,用一個比喻的說法,就是還沒有建立均勝條件。投機商們買進或者賣出貨幣時只有一個唯一的標準,那就是利潤。這就使得匯率不停地變動,但與工業競爭力一點關係也沒有。對於我們這些從事世界貿易的人來說,就好像一個霸王大搖大擺地走進高爾夫球場,每打一洞就把我們的均勝條件改變一次。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產品價格實際上並不由我們控制。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可以舉一個類似的例子,就好像我們對一台電視機的標價不是多少美元、日元、英鎊、法郎或者里拉,而是索尼公司的10股股票在你買電視機當天的標價。股票每天都在交易,於是價格不停地波動,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會買東西呢?在這種情況下,誰又會製造東西呢?

  對於實業家來說,貨幣是一種尺度,我們用它來衡量公司的經濟活動、固定資產、庫存,甚至人為努力的結果。當價格不再由產品的競爭力來決定,那麼我們對投資的信心就會不可避免地消失。經濟的基礎在於一個國家的工業,我對此深信不疑。為了進行明智的投資,我們必須能夠預測投資可能帶來的合理回報。如果我們無法預測這種回報,那就要靠靈敏的第六感或者頭腦發熱來進行投資了。到了這一步時,就不再會有人投資,工業也就崩潰了。一旦工業崩潰了,貨幣就失去了意義,那時甚至金融市場也會崩潰。

  現在使我感到擔憂的是有些實業家也開始加入到貨幣交易的遊戲中去了。因為他們無法預測潛在投資的回報,很多實業家停止了對自己公司的投資,而將大量的能源、時間和金錢投入到企業吞併中。公司變成了交易、收買和賣出的商品。工業不應該扮演這種角色,而應該改進現有的產品並創造出新的產品。作為一個日本人來看待這種局面,我不相信在這樣的企業中工人還有很大的工作欲望。當經理們對相互吞併考慮得更多時,在這樣的環境中怎麼還能夠培養出忠誠的感情和和諧的生產力?前景不容樂觀。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才不斷地大聲疾呼,我們需要一個建立在工業價值、而不是貨幣行情基礎之上的的新匯率系統。

  因為巨額的金錢聚集在石油輸出國的手中,所以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機對世界貨幣系統產生了猛烈的衝擊。在裡根主義的原則下,美國緊縮銀根,提高利率,制止通貨膨脹。日本的大量現金以投資的形式流入美國,想尋求高利率帶來的好處。事實上世界各地的現金湧入了美國。這使得美元更昂貴,而別的貨幣更便宜,美國政府可以加大開銷,當然也就欠下了更多的債。世界範圍的貨幣遊戲正式開場了。

  我在前面就已經寫到過,也許並沒有給與太多的同情,美國的商人做生意時總是必須牢記要獲得越來越多的利潤。他們總是擔心,如果季度分紅沒有什麼改善他們的股票價格就會下跌。在這樣的氛圍中,對於利潤的追求越來越強烈時,經理們就被迫走最便捷的路徑去獲取利潤。於是出現了兩種危險:有些經理發現貨幣比貨物交易更容易賺大錢;另外一些人發現製造成本低廉的產品可以迅速盈利,即使這樣做要把生產力轉移到國外去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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