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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幾年以前,我們在橫濱附近的一家實驗室召開了一次例行的公司國際科學會議。來自英國的職員提出了數字化磁帶錄像的想法。六個月以後,在下一次會議上,該實驗室的索尼工程師就拿出了根據英國人的想法做成的樣機。我們的外國同事們感到十分驚訝。一位英國職員說:「對這個想法我們本來可以等上十年再動手的。這樣的事在英國不可能發生。」木口指出,即使在貝爾實驗室裡,如果他們有一個新的想法,他們也總是先在計算機上試一下。但是在這裡,如果一個想法聽起來覺得合理,那麼一個研究人員通常情況下總是會說:「做一個看看它怎樣工作吧。」

  幫助全世界人民生存下去的技術並不都是掌握在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手中。但是我們有很大的能力來開發這種技術。我們已經在石油危機中證實了這一點。多年來,對於石油的胃口似乎越來越大。我在腦海裡可以想像出一條虛擬的由運油船組成的輸油管道,它們在兩個方向上艏艉相連,從日本延伸到波斯灣。名古屋造船廠建造用於百萬噸超級油輪的幹船塢時我乘坐直升飛機去過那裡。在長崎港建造了另一個百萬噸級的幹船塢,有人預計,照這樣幹下去,在我們這一代人油井就會被抽幹。但是在建造出超大型油輪這個龐然大物之前,石油禁運開始了,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正如我在前面說的那樣,結果卻是有利的。因為我們學會了節約,我們度過了危機,保持了繁榮,學會了在消耗更少的石油的情況繼續發展。

  原子彈曾經在日本的兩個城市裡一瞬間就毀滅了成千上萬的生命,日本人民對於這種不可思議的能源有一種可以理解的厭惡和懼怕感,儘管如此,我們26%的電力是利用核燃料產生的,這個比例比法國少得多,但是比美國還要多一些。我們有三條國家無核原則:國家不製造、不保留也不引進核武器。我們自己的核動力演示船在商業營運上失敗了,正準備停止服務。來訪的美國核動力戰艦曾經引起了街頭的騷亂。今天仍然有抗議行動,但是沒有以前那麼激烈,也很少出現暴力。即使在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之後,人們還是普遍認為和平利用核能是有好處的。在建新的核電站時,還是有人抗議,但最終電站還是建起來了,因為人們懂得電力對於我們的生存能力至關重要並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我出席了1985年日本的搖滾樂義演大會,它是為了呼籲對非洲饑民的援助。不僅僅是在非洲,地球上很多其它地方的人民也在挨餓。我知道可以利用技術使每個人都吃飽。1985年的科學博覽會上,主要的展品中有一棵蕃茄樹,上面結了兩萬個蕃茄。這棵樹是從一粒種子成長起來的,只用了少量的加了營養液的水,這種營養液在一種叫作「黑波尼卡」的閉路系統中保持循環。

  我並不認為世界上的人只吃蕃茄就行了,但是這個展品和我知道的很多其它東西證明了只要我們開動腦筋用心去做,什麼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如果我們找到了如何解決世界溫飽問題的辦法,我們也許最終會遇到人口和空間的問題,而它們可能又會引起新的食物問題。但是我很樂觀,相信技術將會解決所有這些問題。

  有人說現在是後工業社會,還有人預言,我們不能再對技術革新抱任何希望,我們必須過更加節儉的生活,少一些奢侈和豪華。我不相信這種觀點。我的預言是我們可以用更少的能量、更少的老式材料、更少的資源和更多的廢物利用繼續享受生活,比以往擁有更多的幸福、高產型生活的必需品。世界上有的人,特別是美國人,必須學會「不得暴殄天物」的意義和精神,更加節約。隨著一年又一年的過去,我們都必須逐步學會如何更加巧妙、有效、經濟地使用我們的資源。我們必須更加充分地利用廢舊物質。膨脹的人口對於每個人都是一個挑戰,因為這些人口都必須吃飯、穿衣和受教育。但是隨著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口就會持平,人們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追求不同的品味和愛好,開發出自己的生存技術。

  美國和歐洲的鋼鐵製造商、計算機生產廠家和汽車製造公司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說他們無法與外國的技術競爭,而且他們採取的措施總是裁員。我已經解釋過日本的公司怎樣努力避免讓工人走,他們力圖利用這些人使公司恢復元氣。當電子模擬技術開始讓位與數字技術時,我們沒有裁減模擬技術的工程師,而是在報上登廣告,招聘數字技術工程師。我們的模擬技術工程師滿懷熱情地學習新領域的技術。要想生存下去,他們必須這樣做。在日本,學習新技術是一種生活方式,將來其他國家的人也必須這樣做。人們不可能也不希望總是死守著過去。

  第三十一章

  現代日本與世界上其它國家的關係中經常出現暴風驟雨,今天美國與歐共體在對日貿易上陷入了週期性的麻煩,這並不奇怪。我想我們應該認識到,同時也應該感到慶倖,我們之間的問題還沒有糟糕到政治化的地步,我們還可以坐下來理智地交談。但是這種情況就像慢性病,我們必須找出治療的方法。像美國和日本這樣的兩個國家,他們的貿易額大於八百億美元,它們的產業和服務業加在一起要占世界的30%,因為貿易的規模和多樣化,所以它們註定會有一些麻煩,通常,指責別人比反省自己更加容易,太平洋兩岸都會經常出現這種情況。

  我們的觀點不同,我們對於造成兩個大國之間無休止難題的麻煩經常有大不相同的看法。我們的體制之間也有很大的差異。無論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雙方都有傳統的做法。有些問題與種族、文化、歷史或者傳統都不相關,而只是與很容易理解的人的態度有關。

  在羅納德.裡根出任美國總統之前,他的一位顧問訪問了日本,想為裡根的亞洲政策,特別是國防政策,謀求一些主意。他與日本的一些大人物交談,在與日本的一位經濟學家談話時,他把貿易問題與國防連接到一起,他認為日本應該建造自己的軍艦,再把它們交付或者出租給美國海軍。那位經濟學家告訴他,這樣做也許是不可能的,因為根據日本憲法的第九條,我們放棄了戰爭,而且也被禁止保持戰爭的潛在能力或者出口這種東西。裡根總統的朋友兼顧問說:「那好,可以修改憲法嘛。」說起來是很容易,但是在日本或者美國這樣民主的國家裡卻很難實現。實際上是美國人起草了我們的憲法,並希望在佔領期結束以後再由日本人寫出自己的憲法,但是現行的憲法已經根深蒂固,以致任何談論修改憲法的言論都會遭到人們的懷疑,好像任何修改都會自動地重返軍國主義的黑暗歲月。我想這是日本政治家們的短視行為,他們應該有勇氣對需要修改的地方進行修改。反正這部憲法也不是日本人寫的。

  美國和歐洲人好像認為他們對世界貿易和貨幣體系應該如何運行的看法是天經地義的,特別是在生意場上,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發明了遊戲的規則,這些規則就永遠都不應該改變。他們相信,至今為止的體系對於他們來說一直很有利,所以不需要加以改變。還有一些美國和歐洲的商人仍然把日本人視為新手,作為新手他們就應該向學校交納學費。他們不願意看到的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不僅僅是在同一所學校裡,而且我們已經加入到教師的行列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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