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故事(43)_學達書庫

四三

　　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些錯誤和失算是人的正常行為，從長期的觀點來看，它們沒有損害公司。我並不在乎為我做出的每一個管理上的決定承擔責任。如果一個人因為犯了錯誤就被打上標記，再被趕出「年功序列」(日本的一種按廠齡給報酬的制度——譯者)，他在其餘生的工作中就會失去主動性，這將使公司失去這個人日後可能做出的成績。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說，找出錯誤的原因並將它公佈於眾，那麼犯錯誤的人將不會忘記，而其他人也不至於重犯同樣的錯誤。我總是對我們的人說：「向前走，去做你認為正確的事。如果犯了錯誤，你可以得到教訓。只是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我對我的美國朋友說，即使你找到了對錯誤負有責任的人，這個人往往已在公司裡幹了一段時間了，如果你用別人把這個人替換下來，那不一定能夠彌補他在知識和經驗方面的損失。我又說，如果這個人是個新手，那麼對一個孩子的過失是不應該採用開除的辦法來處理的。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找出錯誤的原因，避免今後再造成麻煩。如果事先說明追究錯誤的原因並不會影響個人的前途，而是為了使大家都引以為戒，那麼其結果就會成為有價值的教訓，而不是損失。在我經商的這麼多年裡，我記得我很少因為過失的原因而開除職工。

　　我們在成立美國公司後不久急需大量的人來建立銷售組織，因為當時的生意做得很好，發展得很快。新來的員工中有的人很好，但還有些人，我們後來意識到當初就不該招進來。有一個人惹了不少麻煩，搞得我很惱火，總在為他著急。最後，我與我的美國同事談到他，我問道：「對這個傢伙怎麼辦呢？」他們都看著我，好像我的智力有問題似的，他們說：「當然是開除他。」我對這種想法大吃一驚。我還沒有開除過任何人，就是對這個人我也沒動過這個念頭。但是美國的制度就是用開除來解決此類問題的。這種做法看起來很清晰、直接了當和符合邏輯。我開始想，美國真是管理者的天堂啊，你可以為所欲為。幾個月以後，我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我們有一位地區銷售經理，看上去非常有發展前途，以致於我讓他擴大範圍，到東京去結識本部的各位同事，去熟悉我們的經營哲學和組織精神。他幹得很好，給東京的各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到美國後繼續工作，大家都為他感到高興，直到有一天，在事先沒有通知的情況下，他到我的辦公室來說：「盛田先生，非常感謝你的栽培，但我要走了。」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這並不是開玩笑。一個競爭對手提出兩倍或三倍的工資，他覺得無法拒絕。我意識到這就是美國人的方式，這個事情搞得我既尷尬又難過，說實在的，當時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幾個月以後，我出席了一次電子展覽會，這個叛徒就站在我們的競爭對手的攤位上。我想我們應該相互回避，但他卻沒有躲著我，而是跑過來向我打招呼，和我攀談起來，似乎一點羞恥感都沒有。他向周圍的人熱情地介紹我，展示他的新產品，好像我們之間沒有發生過任何違背忠誠的問題一樣。那時候我才意識到，在美國制度下，他帶著我們的市場信息和公司秘密背離而去是沒有任何過錯的。很顯然，此類事情天天都會發生，所以這裡遠遠不是管理者的天堂。我發誓，我們的公司一定要盡一切努力來避免這樣的美國式管理技巧。

　　我也發現，西方國家的管理者在不景氣的時候就裁減工人，真是令人震驚，因為在日本，除非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我們是不會這樣做的。由於石油禁運，而我們的原油完全依賴進口，日本曾一度深受其害。1973到1974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25%，一些公司無法繼續營運，只好讓職工回家。但是這些人不願意看到他們的公司身陷困境，自己卻在家閑坐，於是他們又陸續地回到公司，打掃衛生，修剪草地，盡義務地幹一些雜活。一家電氣製品公司讓職工去一個當地的電氣商店幫助那些遇到困難的零售商，充當免費的推銷員。這種事情並不是出自管理者，而是出自工人們的自覺，他們把自己的工作與公司的命運緊緊相連。我還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大阪的一位被裁減下來的工人，他回到廠裡後對記者透露說，他的妻子為他感到羞恥，她說：「你們公司遇到這麼大的麻煩，而你怎麼能夠成天坐在家裡無所事事。」

　　當然並非總是如此。明治時代，財閥是國家的經濟統治者，任何勞動組織的嘗試都被視為激進或者更加糟糕的赤色活動。共產主義在當時是非法的。戰前沒有真正的民主。煤礦工人、工廠工人都受剝削。那時的終生雇用只不過是一條單行道，也就是要求工人保持忠心，服從一個主人。而雇主卻可以隨便開除任何一個工人。有的人當場就被開除。還有聲名狼藉的學徒制度，這在當今的年青人中已經鮮為人知。一個學徒為老闆做事時，先要白乾幾年。這叫作「禮貌服務」。他們每天要幹十到十二個小時，平均一個月只有一到兩天的休息。戰爭剛一結束，新的自由勞動法生效，很多老闆都擔心這個法律會毀掉日本的工業。儘管不能開除雇員的制度看起來很危險，日本的經營者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還是使情況好轉起來。他們採取的是促進家庭概念的辦法，在把壞事變成好事的過程中，他們有所創新，這些東西很新穎，也能持久。管理方式本身也發生了改變。現在財閥也沒有了，家庭的財產實際上已經消除，每個人都成了工人。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幸運的，戰爭結束後，勞動者的新概念強加給了我們，而西方國家在對勞動者進行剝削和爭論了幾十年後還沒有完全學會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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