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故事(30)_學達書庫

三〇

　　當我上中學的時候，紀律是非常嚴的，這包括對身體和腦力兩個方面的訓練。冬天我們的教室裡很冷，甚至沒有加熱器，但是卻不允許學生穿更多的衣服。在海軍裡我也受過艱苦的訓練，雖然我只需要在新兵軍營中接受四個月的訓練，我們每天早上吃早飯之前必須跑很長一段距離。當時我的身體並不強壯，但是在那樣艱苦的訓練中，我發現我也並不是很弱的，對自我能力的認識使我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信心。腦力訓練方面的紀律也是一樣，如果你不被迫動腦筋，那就會變成懶得動腦筋，最後也就不會充分地發揮出自身的潛力。

　　當我在國外旅行時，我意識到在英國還有一些這種傳統的學校。大部分美國學校在我看來都太自由了。我自己曾經為學習英語而付出了艱苦的努力，而且我認識到將來由於飛機的速度越來越快，通信工具不斷的改善，這個世界會變得越來越小，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都學會講英語，學會在嚴格的自律下工作。

　　從十一年前當我第一次到美國和歐洲去旅行時，我就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我離開美國去歐洲時，我還不太敢講英語，但是當我來到歐洲大陸時，發現很多美國和其它國家的旅行者也不會講當地的語言，因此使我壯起膽子開始講一點英語。我在火車上遇到很多人，他們不會講當地的語言，他們的英語甚至比我懂得的還要少，我感覺到由於都不會講當地語言，例如說德語，使我們處在同樣的困境中。

　　就這樣，我用起了初中時學的英語，還有一點我知道的德語和法語，結果發現居然也能與人交流。突然車上的一群旅行者發現大家有著同樣的問題。我們都說英語，而我的英語又非常初淺，但還是可以被人聽懂，被人接受。從歐洲回到紐約以後，我開始對人說英語，這使得每個人都大吃一驚。我在去歐洲之前辦完了晶體管許可證的交易，當時我請了一位日本朋友來當我的翻譯，他看到我說英語也感到很驚奇。在離開美國之前，在所有的談判中我對他只說日語。現在，只過了一個月，我居然可以說英語了！他想了一下，認為我在一個月內，在歐洲的非英語國家裡學會了講英語。我對他解釋說，實際上只是一個獲得自信的問題，而歐洲之行給了我這種自信。

　　我在尋找學校的期間，我的很多英國朋友對我談起過大西洋學院的預科學校，我原來打算把大兒子英夫送到那裡去，但是他已超齡一年。孩子們從美國回來之後，我們決定讓他們再在日本上一年學，為的是扎實地學到一些基本知識，例如日語和歷史等。

　　我和我的妻子在英國花了很長時間為英夫找學校，當時他還在讀高中二年級。良子對此事非常認真，她和一位朋友轉遍了英國各地。這位朋友是我們在倫敦的一位負責人的妻子，叫波木綠，她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日本電視上的名人，她是日語版的兒童節目「輕鬆小屋」的第一任女主持人。

　　在英國找學校時，我們請了波木綠和她的丈夫波木勝和我們同行。當時我們正在開發使用Chromatron顯像管的彩色電視機，「輕鬆小屋」又是日本電視上白天播出的唯一彩色節目。那幾天不管我們在做什麼，只要有人一喊：「喂，十點鐘了！」我們就會沖進實驗室去看試驗樣機的工作情況。得到一種真正的、天然的顏色，特別是肌膚的色調，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我很仔細地檢查屏幕上的顏色。我對波木夫人臉上的每一個細節都認真研究過，所以我對她丈夫開玩笑說，可能我看他太太比他都貼近，至少當她出現在電視屏幕上時是這樣。

　　我想良子和阿綠在英國至少參觀過十幾所學校後才找到了要找的學校，那是一所兩年制的寄宿學校，只有五十名學生。英夫發現這所學校很困難，但還是適應了，他在第二年時被命名為「孩子頭」。他獲得了A和O級水平，有兩所英國的大學願意接受他。但是由於他在歐洲歷史和文學方面較弱，他們讓他學理科，英夫自己卻並不願意，他說：「我不想與父親競爭。」他對經濟學更感興趣。

　　昌夫曾經開玩笑說，他是被強行送到大西洋學院去的。學院的院長，海軍上將霍爾當時正在日本訪問，他對我說他正在籌集資金。昌夫那天正好不上學，他到辦公室來看我。霍爾將軍也在那裡，他與昌夫談話，當場考了一下他，就表示可以錄取了。昌夫至今仍然說：「我是上了圈套。」

　　大西洋學院是個很有趣的地方，在一個小莊園的城堡裡，城堡中有一百五十間房間。學院的地點在威爾士格拉莫幹郡南部的聖多納茨，離卡第夫大約五十英里。城堡建於十一世紀，城堡的主人不斷地加以擴建。1934年，美國出版大王威廉．蘭多福．哈斯特買下了城堡，又加修了網球場和游泳池。哈斯特的情人、電影女演員瑪莉．達維絲曾經說過，她和W．R．(她對威廉．蘭多福的稱呼)很少到城堡來，如果他們要來時，五十名威爾士歌手頭戴綢緞製成的高帽子，身穿帶花邊的衣服，列隊站在草地上向他們唱歡迎曲。1938年哈斯特打算把城堡賣掉，但是英國陸軍徵用了城堡，用作戰時軍官訓練營。1960年一位有錢的捐贈者買下了城堡，並把它送給了學校。昌夫在那裡過了兩年，畢業後進了美國華盛頓的喬治敦大學。英夫回到日本來上大學。有一段時間我曾考慮在巴西開一個畜牧場，英夫想管理這個畜牧場，所以他轉到達維斯的加州大學，在那裡學了兩年的農業經濟，然後再回到日本，並從亞細亞大學畢業。其實我後來也並沒有買畜牧場。

　　直子的學習經歷比兩個兒子更加複雜。剛開始的時候她說她不想上大學，這是受了一些我的影響，因為我曾寫過一本書，書名叫《學歷無用論》，是對日本商界過份強調學歷的一種反對。我在自己的公司裡創造了一種不考慮學歷的政策，一個新雇員到公司來後，人們不會僅憑他的學歷來判斷他，而是要看他的實際能力、具體表現和內在潛力。這主要是因為在日本對於上什麼牌子的大學強調得太過份了。

　　直子在高中時學習法語，我們為她在瑞士的洛桑找了一所高級研修學校。雖然她在學業上很成功(作為優秀的排球和壘球運動員，她還得過獎。)，但她覺得瑞士人講的法語不是她想學的純正巴黎口音，所以我們又把她送到巴黎去，她在那裡住了一年，學會了巴黎口音。英語是下一個，她來到華盛頓，進了喬治敦的語言學習班，昌夫也曾在那裡學習過。她後來還到洛杉磯去學習過時裝設計。當直子回來時她已經成了一個世界主義者。直子走的時候還是個害羞的小姑娘，她回到我們身邊的時候渾身充滿了歡樂、活力和自信。她和她的丈夫，一位京都陶瓷公司的銷售工程師最近已經從加利福尼亞回到了東京。

　　我也從孩子們的教育中學到了不少的東西，主要是懂得了這一點，把他們置身于其它的文化中，才使得出身於島國的他們瞭解到自己是日本人，在世界上是個少數民族。他們學會了珍惜自己的日本民族性，同時也懂得了必須適應於世界，除此之外沒有其它途徑。良子曾經說過，有一點很重要，應該知道所謂的外國人並不是籠統的概念，他們每一個人都不相同，有著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背景。我們在國外的短期旅行開闊了盛田家的眼界，我們無論走到世界上什麼地方都會感到很自在，但是日本才是我們真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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