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故事(29)_學達書庫

二九

　　度過了第一個充滿新鮮空氣和活力的夏天之後，兩個兒子從緬因州回來。他們注意到紐約的第一件事，也是他們發出抱怨的第一件事，是這座城市中排出廢氣的氣味和煙霧。學校開學了，聖伯納德學校的其他學生懷著好奇心接受了這兩個新同學。他們艱難地稱呼新同學的名字。英夫記得班上的大部分同學都叫他「High-dee」(與日語中英夫二字的讀音相近——譯者)。後來在英國的住讀學校中他們又叫他Joe，這是Tojo的簡稱，很明顯這是班上同學聽說過的唯一的日本名字。昌夫還記得，他用有限的英語單詞上法語課時所感受到的沮喪。他正在試著學習作為第二語言的英語，卻又要用他剛開始懂一點的第二語言去學第三語言。

　　良子的英語剛開始時非常糟糕，但是她下定決心使用它，她學英語，聽英語，而且很快就交了一些朋友。當我出差在外，如果她在公司沒有重要的事要辦時，她就帶孩子們去卡特斯基滑雪，或者到紐約市郊去看望朋友。週末如果我在紐約，有時我們出外野餐，良子開車，我把地圖放在雙膝上，像一個導航員。她對招待來賓也很內行，舉辦午餐會和雞尾酒會她只要一個日本的幫手，她是我們帶來的女傭。當我們住在紐約時，我們曾一次在家中招待過四百名客人，良子精於此道，我們回日本後她寫了一本書，叫《我對家庭禮賓的看法》，這本書暢銷一時，家裡有外國客人來訪或者要去外國人家裡作客的人把這本書視為參考書，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現在日本人仍然很少在家裡舉行招待活動，當然那些有僑居海外經歷、房子住得比平均水平寬敞的人現在經常在家招待外國客人。

　　良子剛開始的時候遇到了一些困難，因為美國客商和其他一些人的妻子經常邀請她去赴午宴，而我們當時在紐約只有一個翻譯，還是個男的，良子覺得帶他去參加婦女們舉行的午宴不太合適。另外在日本，男人們從來不帶妻子參加外面的業務娛樂活動，在其它的場合，當兩對或者更多的夫妻同時出席時，丈夫總是和妻子坐在一起。但是按西方的禮儀，男主人會讓女貴賓坐在他的右邊，經常離她的丈夫較遠，所以良子真正地感受到了語言交流上的壓力。

　　在她的書中，良子談到，她這樣一個沒出過什麼遠門、又不太會說英語的日本人，在紐約的社交聚會中發現法國和西班牙的婦女的英語也不比她好，她感到增添了不少的勇氣。她還寫了很多的實際經驗。例如，她勸告日本婦女不要在不恰當的場合穿和服：「舉行社交聚會是為了能讓客人們心平氣和地享用一頓美餐和相互交談。當每個人都穿著同類的服裝，就會加強和諧的氣氛，如果哪怕只有一個人穿著明顯的華麗衣服，就會使其他的每個人都感到不舒服，結果整個聚會就會缺乏溫馨之情。」她學會了怎樣用優雅而又簡潔的方式來款待客人，怎樣使客人感到輕鬆愉快。在日本，她意識到有些外國客人擔心，可能會遇到吃日本餐，那就必須使用筷子，儘管我們家住的是很現代化的西式房子。如果有這樣的客人，而我們要舉行雞尾酒會時，她總是早早地就把餐廳的門打開，這樣客人就可以看到餐桌上放的是西式銀餐具。她有一份到我們家來過的客人的名單，上面寫著他們什麼時候來過，喜歡什麼。例如，在她的名單中注明了男中音歌手底斯卡烏只喜歡簡單的烤肉；鋼琴家安德魯．瓦茨的母親不喜歡吃魚，指揮家列奧納多．伯恩斯坦喜歡吃壽司和生魚片等等。

　　她開朗的性格使與她相處的美國人很高興，但有時卻使一些日本人感到為難，這有點像我自己，作為一個日本人，我過於坦誠直言。在紐約我有個朋友，他是一個時裝設計師，叫宮本一清，有一天他告訴我，良子和他的另一個朋友，時裝編輯戴安娜．弗莉蘭大吵了一架，他感到很難堪。但過了不久戴安娜就打來電話找阿良(大家都這麼叫她)。那麼吵架是怎麼回事？其實根本沒有吵架，只是有些意見不和，這在西方人中間是很自然的事，而大部分日本人卻儘量避免這樣。由於日語本身的特性和結構，用日語很難吵架，事實上日語中用十分間接和非對抗的方式來表達意思，它強制你彬彬有禮，除非你有意粗魯。大部分日本人在聽到西方式的爭論時，都很容易對這樣的交流做出過分的反應。

　　良子對時裝一直很感興趣，通過她在紐約交的朋友，她把時裝的信息帶回日本。她用我們生產的最新錄像機U-Matic採訪了不少的時裝設計師，例如比爾．布拉斯，奧斯卡．德拉仁塔，貝利．愛利斯和其他人，並錄下了他們的時裝。我們搬回日本後，她在電視裡辦了一個時裝展示節目，這個節目延續了十年，她經常到國外的時裝中心去，再把採訪的信息帶回來，把新的想法介紹給日本，那時日本的時裝還落在時代的後面，不像今天這樣，已經成為時裝界的領導者。

　　我們原來打算在紐約住兩年的，但是這個計劃卻由於我父親出乎意料的去世而縮短了。他雖然免去了我在戰後承擔家業的責任，但我仍然是長子，現在我成了盛田家的戶主，也成了家產的主人，所以我必須回東京去。我當即離開了紐約，良子在一天以內清理了公寓，趕到維諾那培訓營把孩子們帶回紐約，打點好所有的雜物，先將包裹發出，然後在一周內趕回了日本。孩子們不願意離開培訓營或者美國，他們說，他們剛開始感受到樂趣，並且也感到像在家裡一樣了。孩子們回日本接受了一段時間的教育，後來我們又為他們在國外找了學校，英夫和昌夫去英國，直子去瑞士。

　　家裡有人去世會使你回顧自己的生活並考慮家庭的未來。在考慮到孩子們的時候，我強烈地感到戰後日本的教育系統缺乏紀律。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教師失去了原來的威嚴，也沒有得到應該得到的社會地位。左翼教師工會和來自父母教師協會的壓力使得教學質量大大下降，為了應付考試的學習毫無意義，只不過是機械的背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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