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醫生(133)

一三三

　　從打水的這個星期天之後，醫生同馬林娜之間產生了友誼。她常到他那地幫他做家務。有一天她留在他那兒，沒再回門房去。這樣她成了尤裡·安德烈耶維奇第三位沒在戶籍登記處登記的妻子。因為尤裡·安德烈耶維奇並沒同頭一個妻子離婚。他們有了孩子。馬林娜的父母不無驕傲地管女兒叫作醫生太太。馬克爾抱怨尤裡·安德烈耶維奇沒同馬林娜舉行婚禮，也沒登記。「你發昏了吧？」妻子反駁他道，「這在安東寧娜還活著的時候哪辦得到呢？重婚？」「你自己才是傻瓜呢。」馬克爾回敬道，「提東尼娘幹什麼。東尼娜跟死了一樣。沒有任何法律保護她、」

　　尤裡·安德烈耶維奇開玩笑說，他們的浪漫史是二十桶水，同二十章或二十封信構成的小說裡的浪漫史一樣。

　　馬林娜原諒醫生這時變得古怪的脾氣和他的墮落，以及意識到自己墮落後的任性，也原諒他把屋里弄得又髒又亂。她忍受他的呼叨、刻薄話和愛發脾氣的毛病。

　　她的自我犧牲還不止於此。等到他們由於他的過失而陷入自願的、他們自己所造成的困境時，馬林娜為了不在這種時刻把他一個人丟下，竟扔掉了工作。電報局非常器重她，在她被迫離職後還願意讓她回去。她屈從于尤裡·安德烈耶維奇的幻想，跟他一塊兒挨家給人打零工。他們給住在各層樓的房客計件鋸木頭。某些人，特別是新經濟政策初期發了財的商人和靠近政府從事科學和藝術的人，開始自己蓋房，置備家具。有一次馬林娜和尤裡·安德烈耶維奇把鋸剩的木頭小心翼翼地抱進房屋主人的書房，生怕氈鞋把木屑從外面帶到地毯上。房屋主人對鋸木頭的男人和女人毫不理睬，傲慢地沉浸在閱讀中。女主人跟他們講幹活條件，支付他們工錢。

　　「這頭肥豬專心讀的是本什麼書？」醫生動了好奇心。「他幹嗎這樣拼命地往書上做記號呢？」他抱著劈柴繞過他的寫字臺時，從看書人的肩膀上往下瞟了一眼。桌上擺著瓦夏先前在國立高等工藝美術學校裡印的尤裡·安德烈耶維奇的小冊子。

　　馬林娜和醫生住在斯皮裡東大街，戈爾東在旁邊小布隆納亞街上租了一間房子。馬林娜和醫生有兩個女兒，卡帕卡和克拉什卡。卡皮托林娜，即卡帕卡，六歲多了，不久前誕生的克拉夫吉娜才六個月。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天氣很熱。熟人穿過兩三條街彼此做客都不戴帽子，不穿上衣。

　　戈爾東的房間建築得很古怪。它原先是一家時裝店的作坊，有上下兩個單間。一整塊玻璃櫥窗從當街的那一面把兩個房間嵌在一起。櫥窗玻璃上用斜體金字寫出裁縫的姓名和他的職業。櫥窗裡面有一條從樓下通往樓上的螺旋梯。

　　現在這個作坊隔成三個房間。

　　在兩層樓之間用木板隔出一道夾層，上面有一個對住房來說顯得稀奇古怪的窗戶。窗戶有一米高，一直伸到地板上。「它遮住了剩下的金字母。從它們之間的隙縫中能看到屋裡人的腿，一直看到膝蓋。房間裡住著戈爾東。日瓦戈、杜多羅夫和馬林娜帶著孩子們坐在他的房間裡。孩子們跟大人不同，從窗外看得見全身。馬林娜不久便帶著小姑娘們走了。屋裡只剩下三個男人。

　　他們正在閒談，那種夏天老同學之間懶洋洋的閒談，老朋友們之間的友誼長得已經無法計算了。他們平時怎麼閒談呢？

　　誰要有足夠的詞匯，誰就能說得和想得自然連貫。只有日瓦戈具備這個條件。

　　他的朋友們缺乏必要的表達手段。他們倆都缺乏口才。他們能夠使用的詞匯太貧乏，說話的時候在屋裡走來走去，不停地使勁吸煙，揮動著兩隻手，一連幾次重複同一個意思（「老兄，這不誠實；就是說，不誠實；對了，對了，木誠實」）。

　　他們沒意識到，他們交談當中這種過分的緊張情緒毫不表示性格的熱烈和開闊，恰恰相反，暴露出它們的不完美和缺陷。

　　戈爾東和杜多羅夫屬有教養的教授圈子。他們的一生都在好書、好思想家、好作曲家和那種昨天好、今天好、永遠好、就是好的音樂當中度過的。但他們不明白，中等趣味的貧乏比庸俗趣味的貧乏更壞。

　　戈爾東和杜多羅夫不明白，就連他們對日瓦戈的種種指責，也並非出於忠於朋友的感情和影響他的願望，而只不過由於不會自由思想和按照自己的意志駕馭談話罷了。而談話像一匹撒級的野馬，把他們帶到他們完全不想去的地方。他們無法掉轉馬頭，最後必定會撞到什麼東西上。他們用全部說教猛烈地衝撞尤裡·安德烈耶維奇。

　　他看透了他們興奮的動機、他們靠不住的關切和他們見解的機械。然而他卻不能對他們說：「親愛的朋友們，嗅，你們和你們所代表的圈子，還有你們所敬愛的姓名和權威的才華和藝術，是多麼不可救藥的平庸啊。你們身上唯一生動而閃光的東西是你fIJ和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並且認識我。」怎麼能對朋友們坦率到這種程度呢！為了不讓他們傷心，尤裡·安德烈耶維奇恭順地聽他們說教。

　　社多羅夫不久前服滿了第一次流放的期限，恢復了他暫時被派奪的權利，並獲准到大學重新執教。

　　現在，他向朋友們傾吐他在流放期間的內心感受。他是真誠地、毫不虛假地同他們談的。他的見解並非出於膽怯或其他考慮才說出來的。

　　他說，控訴的理由，在監獄裡和出獄後對待他的態度，特別是同偵查員的單獨談話，使他的腦筋清醒，政治上受到再教育，擦亮了他的眼睛，他作為一個人成熟了。

　　杜多羅夫的議論之所以授合戈爾東的心意，因為正是他聽得爛熟了的那些話。他同情地向因諾肯季點頭，贊同他的看法。打動戈爾東的恰恰是杜多羅夫的話中和感受中的公式化的東西。他把對幹篇一律感覺的模仿當成全人類的共性。

　　因諾肯季合乎道德的言論符合時代精神。但正是他們那種虛偽行為的規律性和透明度惹得尤裡·安德烈耶維奇惱火。不自由的人總美化自己的奴役生活。這種事發生在中世紀，耶穌會教徒往往利用這一點。尤裡·安德烈耶維奇所無法忍受的正是蘇維埃知識分子政治上的神秘主義，把它當成最高成就或像當時所說的，當成「時代的精神天花板」。尤裡·安德烈耶維奇避免，同朋友們爭吵，把這種感覺也隱藏在心裡。

　　但吸引他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件事，是杜多羅夫所講的有關博尼法季·奧爾列佐夫的故事。奧爾列佐夫是因諾肯季的同監難友，一個神甫，吉洪分子。此人有個名叫赫裡斯京娜的六歲女兒。父親的被捕以及他以後的命運對她是個打擊。「宗教人士」、「被視奪公民權的人」這一類名詞對她來說是不光彩的污點。她也許在自己熾熱的童心裡發誓，一定要洗掉自己慈父名字上的這個污點。這麼早就立下這樣的目的，並充滿不可動搖的決心，使她現在仍然是她所認為的共產主義當中最不容置疑的一切的孩子般狂熱的追隨者。

　　「我要走了，」尤裡·安德烈耶維奇說，「別怪我，米沙。屋子裡悶氣，街上熱。我有點透不過氣來。」

　　「你瞧，地板上的通風窗敞開著。對不起，我們煙抽得太多了。我們老忘記你在的時候不該抽煙。房子蓋得這麼糟，我有什麼辦法。幫我另找一間房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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