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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我總是相信在每張合同上都應該塞上幾個合法的名字。」當他們跨出酒吧,踏著七月那霧氣濛濛籠罩著的五十號大街時,傑克說道,「讓信息唱片處的那幫傢伙入不敷出吧。」

  傑克開心地笑了一回,然後向西信步走回離蒂麥斯廣場不遠的維克特羅拉的辦公室。納特走進第五第六大街之間的第五十二號街上的一家藥店,給艾迪打了個電話。

  艾迪·史密特十九歲,德國血統。他跟父母住的昆西街是德國人聚集的地方。他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找了一份他十分痛恨的工作:處理聽眾來信。他的抱負本是負責音響效果。他曾想過先進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這樣就可以慢慢地打通控制整個播音的道路。二次大戰期間,他上高中。由於父母的德國口音,他蒙受了許多咒駡和侮辱;因此艾迪便產生了居於高高的統治地位的強烈欲望。他時常想像自己頭戴送受話器,隔著厚厚的玻璃窗,神氣地被大堆的無線電,麥克和電子管所包圍,指揮著演員與播音員們。若是沒有他艾迪的命令,誰也別想動一動。然而現在他卻推著那種家庭主婦買東西時推的小車,分信、送信,每天還要他娘的忍受著三十五塊錢一周的折磨。

  納特·鮑姆說:「我有幾盤鋼絲唱片錄音。傑克說你能替我作幾個主盤。」

  艾迪說沒問題,這事他全包了。不過他這麼上心,他不知道納特準備出多少錢。

  「傑克說出五十塊你才肯幹。」

  「加上花費。」

  「加上花費。」納特答應道。

  他們又定好,艾迪可以租一間他比較熟悉的汽車修理間。那天晚上他們就花了十多塊線,納特說當然他去付這十塊錢。納特一想,這個車庫可能就是艾迪自己的,這樣他還可以外賺幾塊租金錢。要是他是艾迪的話,他也會這麼幹的,因此他沒打折扣就答應了。

  那大傍晚五點鐘,納特開車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大樓前,麥迪遜485號去找艾迪。他們穿過女五一中街隧道,一路開出曼哈頓。按照艾迪的示意,他開過昆西街那些陌生的街道,直到艾迪說:「停!到了。」他們才停下。

  這間所謂的車庫原來是一問小偏廈,緊挨著一幢又黃又髒、需要徹底粉刷的房子。幾株隨意亂長的樹聚在一起渴求著生存,一片陰鬱暗淡的沙果草漫過車道向小偏廈延伸而來。艾迪推了一下木門栓,他們進到屋子裡。艾迪隨手彈了一下一個開關,於是掛在橡皮絕緣的大號電線上的三盞光禿禿的燈亮了,照在那傷痕累累的工作臺上。精密的錄音設備纖塵不染,與周圍的污穢肮髒成鮮明對比。車庫裡並沒有轎車,艾迪告訴納特說那張工作臺就處在音響效果的中心。

  這個設備看起來價格昂貴,納特雖然一句話未說,但他心裡已經意識到不光是他自己這樣的想法。顯然艾迪自己也可以從事這一副業,他可以私制一些非法唱片的主盤。

  納特把磁盤遞給艾迪,艾迪把他們裝在灰色鋼絲盤上的鏈輪齒上,這台設備技術上要比納特原先制作主盤的手提式設備先進得多。艾迪把磁帶倒回到機器上的磁帶上。機器上的磁帶掛在一個艾迪稱作平衡機的機器上。艾迪打開錄音設備,仔細地聽了起來。隨即他調整了平衡器上一連串的轉盤,使聲音減慢,以便能以最大的精確度把它轉錄下來。

  「雜音太多。」艾迪說,這是他對納特唱片內容的唯一評價。

  納特原先害怕艾迪問他是在什麼地方怎麼搞到這些錄音的。可他根本沒問。因此他也沒必要自找麻煩,去告訴艾迪說這些東西是他自己在梅爾堡現場錄製的。那些「雜音」是在場觀眾的掌聲,叫喊聲和口哨聲。這就不關他艾迪什麼事了。

  「錄音時要使高低音有一個最佳的平衡度。」艾迪一面在平衡器上微微地調動著高低頻,一向解釋著。調了一會兒,他終於對音質感到滿意了。納特看著他那副樣子,心裡明白了;艾迪關心的是如何擺弄錄音,而不是錄音的內容。哪怕錄音是從「辛辛監獄」的死牢裡錄來的,他也不在乎。艾迪是個技工。對他來說重要的是音響效果而不是道德水準。

  艾迪現在對交響音質很滿意,於是他拿起一盤空白醋酸纖維板,放在唱片製作床上的工作臺上。纖維板是他讓納特在西47號街的一家磁盤供應店買的。他開動車床,把刀頭放到纖維板邊緣,然後開動綱絲錄音機。他離開工作臺向後退了幾步,坐在一把破舊的條板椅子上聽了起來。

  「聲音效果越精確越好,」艾迪說,「否則容易失真,那就什麼也聽不出來了。」

  第一個主盤制好了,艾迪從轉動台下取下刻滿音紋的磁盤。象唱片出售商店賣的一模一佯,就差標明歌曲名和演唱者的名字的彩色標簽了。艾迪把納特遞給他的每張纖維板都如法制作,平滑光亮的醋酸纖維飯變成了滿是音紋的78號唱片。他們一直幹到淩晨一點。現在納特已是擁有世界一流爵士音樂家們實況演出的唱片主盤的人了。

  納特算廠一下開支:艾迪丘十元,車庫租金十元,唱片和防護紙幾元。共計六十幾塊的本錢,納特就搞起買賣來了。

  眼下要作的就是尋找買主。他心裡明白這事很容易。麻煩的是後勤工作。

  他把艾迪送到一家沙龍,然後驅車回到了大耐克街的家。

  伊芙琳,跟先前一樣,一直沒睡,在等著納特。他們一起聽起了那些唱片。

  開始,錄音裡夾的吵鬧聲——歡樂聲與掌聲——很刺耳。他們部聽慣了那種在錄音室裡錄製的清晰的唱片。等他們習慣了這種喧鬧的唱片之後,他們立刻感覺到了它所特有的激動人心的新鮮感以及專業錄製唱片所缺乏的直接性。

  「忒棒了,」聽完後伊芙琳說。納特以前教過她一些俚語,她也特別喜歡說,可有時她又害怕說錯了。

  「這肯定是熱門貨,」納特說,「奔兒新。是直沖著觀眾錄製的實況。保證小青年們會瘋搶。」

  「沒錯!」伊芙琳也無法猜透究竟納特鼓著多大的勁,有多高的熱情。「你可能會成為百萬富翁。」她說。

  「我就是為這個才掙命的。」

  他們關掉燈,躺到那張舒適的大床上摟在一起。這時伊芙琳說:「這事怎麼辦?你不是要花好多錢才能開始嗎?」伊芙琳在家時,父親和她兄弟談買賣談生意,她經歷得較多了;所以她也知道一點什麼資本呀,企業管理費呀,開工費等那些個勞什子。

  「放心吧,錢的事我會辦的。」納特安慰說。

  那大晚上納特心裡得意洋洋的,情緒也異常激動,這使他們的性生活也增添了亢奮的色彩,快睡覺時,伊芙琳又開始琢磨他們是不是該要個孩子了,那大浪漫了:新買賣開張,新娃娃降世,同一天夜晚。

  納特對時間的選擇簡直是天才。

  青少年們,如同戰後公園,如同契約集團和人造奶油,是我爭期間留下的產物。戰前,十三歲到十八歲的孩子幾乎看不到什麼文化刊物。沒有什麼刊物是為他們編輯出版的,沒有音樂是為他們譜寫的。然而所有的成年人都不見了,男人們當了美國兵開赴海外;女人們,象鉚工蘿西,把美好的青春都消磨在工廠裡了。除去那些無所事事的老人們——他們當然不會去白白花錢,滿街上就剩廠那些尚不到應證年齡的十來歲的青少年了。

  私營企業家們簡直有非凡的才能,他們發現這些年輕人形成好多互不相干但又有高度凝聚力的群體。這些青年人都具有不同凡響的旨趣、禮節、欣賞力——還揣著大筆大筆的錢。擺一個極簡單的算式就可以得出一個誘人的結論:上百萬的青少年,每一家都要給自己的孩子一些零花錢,加在一起可達上百萬美元,純粹是一筆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的收入。一旦作出上面的結論,那麼隨之不用動腦就可得出下面的結論:當大人們集中全副精力去贏得那場可怕的戰爭時,那些男孩子們卻在集中全力去對付同齡的女孩子們。

  對於那些年齡相仿的男女青少年們來說,沒有比舞廳更吸引他們的地方了。那些上了高中的學生們個個穿著小短襪和小白鞋,工裝褲和肥大的毛衣外套,每到午飯時分便跑到校禮堂跳起舞來了。放學後又都跑到當地的甜食鋪裡去了;星期六晚上他們聚到專為不滿二十的孩子們辦的小賣部裡。這批美國孩子們跳著琳達舞和吉特巴舞,兔子般蹦蹦跳跳地度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搖搖晃晃大搖大擺地活象美國兵;他們為一個來自後波肯名叫富蘭克·西納特拉的那個瘦骨鱗峋的少年,而神魂顛倒,他們把追求各種爵士樂:節奏瘋狂的,一般流行的,新奧爾良派的等等作為生存的目的。

  自動唱機每年要吞掉五十億枚五分錢的硬幣,而且還在不停地吞噬著。唱片節目播音員們急需錄音,竟連弗莫羅姆314號的琳達·蘇也要把《麥樂茲的偏愛》獻給痞子們;把《悠悠小舟去中國》賣給格雷這樣的人。每個週六晚上九點鐘,幸運鐘聲電臺的「流行樂曲展播」節目都需要新的流行曲。等到煙消雲散,一切恢復平靜,再把所有的唱片數目加在一起,結果是令人吃驚的:僅1946年,美國無線電公司的維克多和達卡兩家分公司分別出售了一億七千八百萬張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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