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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辛(2)


  但是這個在一七七八年曾倍受歡迎的思想,這時在小諸侯國裡卻不得人心。小諸侯們大風暴中都極力設法保住殘存的財產和牲畜,為了恢復他們喪失了的聲望,他們把土地拱手交給警察管轄,並期望那些依賴他們謀生的牧師先生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幫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這場不折不扣的反動完全成功了,那些試圖按照五十年前的宗教寬容的模式重新塑造人們思想的努力以失敗而告終。結果也不可能不是這樣。各國大多數人們對革命和騷亂、對議會和那些毫無意義的講演、對於完全破壞了工商業的各種關稅已經感到厭倦,這的確是事實。他們想要和平,不惜一切代價的和平。他們想做生意,想坐在自己的客廳裡喝咖啡,不再受到住在家裡的士兵的騷擾,下再被迫喝令人作嘔的從橡樹上擠出的汁。如果能享受到這種幸福愉快的生活,他們就寧願容忍一些小小不言的不方便,譬如向每個戴有銅鈕扣的人行禮,在每個皇家信箱前面鞠躬,並用「先生」來歡呼官方的打掃煙囪的助手。

  但是這種謙卑的態度完全是出於需要,出於經過漫長動盪不安的年代後要有一個短促的喘息之機的結果。那時每天早晨都會出現新制服、新的政治講臺、新政策和既屬￿上帝又屬￿平民的新統治者。然而,單從這種一般的奴性狀態、從對上帝任命的主人的高聲歡呼中,就斷定人們在心靈深處已經把曾經激勵過他們的頭腦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動忘得一乾二淨,那可就錯了。

  他們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動獨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規蹈矩和秩序,對於人們的精神生活倒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挾著一大本《聖經》去教堂,一周剩餘的時間便可以隨心所欲地思考。但他們必須保持喊默,不公開個人的見解,發表言論之前要仔細看一看,先要保證沙發底下或是爐子後邊沒藏有暗探。不過他們儘管可以興致勃勃地談論當日發生的事情,卻又從經過正式檢查、反復推敲、消過毒的報紙上得知新主人又採取了某種新的愚蠢方法來保證王國的和平,把人們帶回到公元一六〇〇年的歲月,於是他們就又會淒慘地搖搖頭。

  他們的主人所做的,正是自從公元一年以來所有對人類歷史一竅不通同類主人們在類似情況下一直做的事情。這些主人命令搬走裝餅乾的大桶,因為有人站在上面發表了攻擊政府的激烈言詞,以為這樣就能摧毀言論自由。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把出言不遜的講演家送進監獄,從嚴宣判(四十、五十或一百年的監禁),使這些可憐的人得到烈士的聲譽。不過在許多情況下,這些主人不過是輕率浮躁的白癡,只讀過幾本書和一些他們根本看不懂的小冊子罷了。

  受到這種例子的警告,其它的人都避開公共遊憩場,躲到偏僻的酒館裡或擁擠不堪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裡發牢騷,因為他們確信在這裡有謹慎的聽眾,他們的影響比在公共講臺上更大。

  上帝以其智慧賦予某人一丁點權力,又時刻害怕因此而喪失自己的官方聲望,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比這更可憐了。一個國王可以失去他的王位,並且對這場打斷他枯燥無味的生活的小插曲報之一笑。不論他是戴上男僕的褐色圓頂禮帽,還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總還是一個國王。但是對於一個三流城市的市長來說,只要他被剝奪了小木槌和辦公室的徽章,就只不過是一位普通的張三李四,一個可笑的自以為是的人,一個被人們嘲笑跌入困境的人。因此,誰要是膽敢接近當時的掌權人而沒有明顯向他表示應有的尊敬和崇拜,災難就會降臨到他的頭上。

  但是對於那些在市長面前不低頭的人們,那些用學術巨著、地質手冊、人類學、經濟學來公開質問現存秩序的人們,他們的處境卻糟不可言。

  他們立即被不光彩地剝奪了謀生之路,然後被從他們散佈有毒教條的鎮子裡趕出去,妻子和兒女全要由鄰居們照看。

  這種反動精神的爆發給大批真摯的原想根除許多社會弊病的人帶來很大不便。然而時間是偉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夠在這些和善學者們的制服上發現的汙跡去除了。今天普魯士的弗雷德裡克·威廉能夠被人記住。主要是因為他干涉了危險的激進分子伊曼紐爾·康德的學說。根據康德的教誨,我們行動的準則要具有變成字宙規律的價值,按照警方的記錄,他的教導只能取悅於「嘴上無毛的年青人和一無所知的傻子」。昆布蘭公爵之所以總是臭名遠揚,就是因為他作為漢諾威的國王,流放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這個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國家憲法》的抗議上簽過字。梅特涅的名聲也不好,因為他把懷疑之舉伸進了音樂領域,審查了舒伯特的音樂。

  可憐的奧地利!

  既然奧地利已經死亡而且消失了,整個世界就對「快樂帝國」產生好感,忘記了這個國家曾經有過積極的學術生活,有一些東西更勝於體面有趣的鄉村集市上的物美價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約翰·施特勞斯本人作曲和指揮的迷人的華爾茲。

  進一步看,我們可以說,在整個十八世紀中,奧地利在傳播宗教寬容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督教改革運動之後,新教徒馬上在多瑙河和喀爾巴阡山脈之間找到一塊肥沃的土地作為他們用武的地方。但是一等魯道夫二世成為皇帝,這一切就都變了。

  這位魯道夫是西班牙菲利普的德國化身,在這個統治者眼裡,和異教徒簽定的條約沒有任何意義。雖然魯道夫受的是耶穌會的教育,但他懶得不可救藥,這倒使他的帝國免於政策上的劇烈變動。

  等到費迪南德被選做皇帝,這種事就發生了。他當君主的主要資格是,他在哈普斯堡皇室中是唯一有好幾個兒子的人。他在統治初期還參觀了有名的天使報喜館,這個建築是一二九一年被一群從拿撒勒到達爾馬提亞的天使們搬遷到意大利的中心的。費迪南德在宗教熱情的爆發中發誓要把他的國家變成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國家。

  他恪守諾言。一六二九年,天主教再一次被宣佈為奧地利、施蒂裡亞、波希米亞和西里西亞的官教和唯一信仰。

  與此同時,匈牙利與這個奇怪的家族建立了裙帶關係,每個新妻子都帶來了大片歐洲地產作為嫁妝。費迪南德便著力把新教徒從馬紮爾人集中居住的地區趕出去。但是,由於特蘭西瓦尼亞的唯一神教派教徒和土耳其異教徒的支持,匈牙利直到十八世紀的後五十年還能讓新教徒保持獨立。這時奧地利內部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廷的忠實支持者,但是最後就連這些思想最遲鈍的人也對教皇的不斷干涉產生了厭煩,很想冒一次風險,制定一項違反羅馬意願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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