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天國(2)_寬容

新的天國(2)

　　英國人在不到六十年裡經歷了四個政府的變更，所以他們較容易接受基於常識的寬容理想所包含的根本道理。

　　一六八八年，奧蘭治的威廉渡過了北海，洛克也緊跟著他坐船來了，同船的還有英格蘭王后。從此，他的生活安定無事，高夀到七十二歲才瞑目，成為人們尊敬的作者，不再是嚇人的異端者了。

　　內戰是件可怕的事，卻有一大好處。它可以清潔氣氛。

　　十六世紀英國的政見分歧耗盡了這個國的多餘精力。其它國家還在為三位一體相互拼殺的時候，大不列顛的宗教迫害業已停止。間或有一個過於放肆的批評家抨擊教會，象丹尼爾·笛福，這也許會倒黴地觸犯法律。不過《魯賓遜飄流記》的作者被戴上頸手枷，不是因為他是業餘神學家，而是因為他是個幽默家。盎格魯一薩克遜民族歷來天生就是對諷刺疑心不已。假如笛福寫的是嚴肅維護寬容的書，也不至於身受責難。他把對教會暴政的攻擊化為一本半幽默的小冊子，名叫《持不同意見者的捷徑》，這表明他是個不知體面的粗人，不亞于監獄中的小偷。

　　笛福還是幸運的，因為他的旅行從沒有超出不列顛群島。專橫從發源地被趕出去以後，在大洋彼岸的殖民地找到了倍受歡迎的棲身之地。與其說這應該歸因於剛剛搬進那片土地的人們的性格，不如說是因為新世界比舊世界更具有廣闊的經濟優勢。

　　英格蘭是個小島，人口稠密，只是大部分人有立足之地，人們如果不願意再履行古老可敬的「平等交換」的規律，所有的生意都會終止。但是在美國，它是一個範圍不知有多大、財富多得難以置信的國家，是一個隻住有寥寥無幾的農夫和工人的大陸，這種妥協就沒有必要了。

　　因此，在馬薩諸塞海岸的小小共產團體裡，產生了防範堅固的自詡正確的正統教，自從加爾文在瑞士西部充當了警察署長和最高審判長的快活年月以後，這種情況就從來沒有出現過。

　　在查理河的冰天雪地裡第一次住上了人，這是人稱「朝聖神父」的一小夥人。朝聖者一般是指「為表達宗教虔誠而去聖地旅行的人」。按照這個意思講，「五月花」號的旅客並不是朝聖者，他們是英國的瓦匠、裁縫、搓繩匠、鐵匠和修車匠，他們僧恨別人所崇拜的天主教教義，為了離開它才離開英國。

　　他們首先渡過北海來到荷蘭，到達這裡時正趕上經濟大蕭條。我們的教科書還繼續描寫說，他們決意繼續旅行是因為不願意讓孩子們學荷蘭語，不然就會被這個國家同化。這些純樸的人居然不圖報恩，卻跑去做什麼美國公民。這聽起來似乎不可能。其實他們大部分時間都不得不住在貧民窟裡，在人口已經很稠密的國家裡謀求生路的確很難。據說在美國種煙草的收入遠勝於在萊頓梳羊毛，於是他們便起程去弗吉尼亞。誰知遇上了逆風，馬薩堵塞岸邊的水手又笨手笨腳，他們就決定就地住下，不再乘著漏船到海上的恐怖中去冒險了。

　　但是他們雖然逃脫了淹死和暈船的危險，卻仍然處在危險之中。他們大多是英國內地的小城鎮的人，沒有開創生活的能力。共產思想被寒冷打得粉碎，城市的熱情被不息的狂風吹得冰涼，妻子和孩子由於沒有像樣的食物而死去。只有很少的人熬過了三個冬夭，他們秉性善良，習慣於家鄉的粗魯而又質樸的寬容。可是由於隨後又來了好幾千新的殖民者，他們完全被吞沒了。那些後來的人無一例外全是更嚴厲、更不妥協的清教徒，他們使馬薩諸塞成為查理河畔的日內瓦，達數世紀之久。

　　清教徒在彈丸之地上掙扎謀生，總是災難重重，他們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想從《舊約》中找到他們所想所做的事情的依據了。他們與體面的社會和圖書一刀兩斷，悟出了自己的一套奇怪的宗教精神。他們把自己看做是摩西和紀登的後裔，很快會成為西部印地安人的馬卡比。他們沒有辦法聊慰自己的艱苦乏味的生活，只能相信他們受難是為了唯一真正的信仰，還由此得出結論說，其他的人都是錯誤的。誰要是含蓄地說清教徒的所做所為並不完全正確，便會由於觀點不同而遭到虐待，不是被無情地鞭苔一頓趕到荒野裡，就是被割去耳朵和舌頭，還要驅趕出境，除非他們萬幸逃到鄰近瑞典和荷蘭的殖民地藏起來。

　　這塊殖民地對宗教自由和寬容事業毫無貢獻，它起的作用並不是出於本心，而是歪打正著，這在人類進步歷史中頗不少見。宗教專制的暴力引起了更為自由的政策的反作用。在差不多兩個世紀的教士專制以後，湧現了新的一代，他們是各種形式的教士統治的公開可怕的敵人，認為政教分家是很必要的，厭惡前人把宗教和政治混為一體。

　　這個發展過程很緩慢，卻很有點運氣，直到大不列顛和它的美國殖民地的敵對爆發之前危機才出現。結果是，撰寫美國憲法的人不是自由思想者就是舊式加爾文主義的秘密敵人，他們在這個文件裡注入了頗為現代化的原則，經過驗證，這些原則在維持共和國的和平穩定中有巨大價值。

　　可是在這以前，新世界在寬容領域裡已經經歷了一次意想不到的發展，而且是在天主教區裡，在現在馬裡蘭州的一個地方。

　　這次有意思的事情的主要人物是卡爾佛特父子，原籍在佛蘭芒，不過父親後來遷居到了英國，為斯圖亞特王朝效勞，幹得很不錯。他們起先是新教徒，但是喬治·卡爾佛特——他做了國王詹姆士一世的私人秘書和總管——煩透了當時人們的神學糾纏，便又回到古老的信仰，老的信仰甭管是好、是壞、還是不好不壞，反正它稱黑為黑，稱白為白，不把每項教義的最後判定權留給一幫半文盲的教士。

　　這個喬治·卡爾佛特似乎多才多藝，他的倒退（那時很嚴重的罪名！）並沒有使他喪失他的皇上主子的恩寵。相反，他被封為巴爾的摩的巴爾的摩男爵，在計劃為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建立一小塊居住地時，還獲得了各方幫忙的許諾。他先在紐芬蘭試運氣，但是他派去的居住者都被人趕出了家門，於是他申請在弗吉尼亞要幾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誰知弗吉尼亞人是頑固的聖公會教徒，他們也不要這些危險分子做鄰居。巴爾的摩接著要求得到弗吉尼亞和荷蘭、瑞典領地之間的一條荒野，但沒等獲准就死了。他的兒子塞西爾繼續這件好事，一六三三至一六三四年冬天，「方舟」號和「鴿子」號兩隻小船在喬治的兄弟倫納德的命令下，穿過大西洋，於一六三四年三月滿載著旅客平安抵達切薩皮克海灣。這個新國家叫馬裡蘭，以法蘭西國王亨利四世的女兒瑪麗命名。亨利四世本來計劃建立一個歐洲各國的聯盟，但這計劃卻被一個發瘋的僧人用匕首打破了，瑪麗成為英國國王的妻子，而這個國王不久又在清教徒手裡丟了腦袋。

　　這個移民區迥然不同，它不剪除印第女人，對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平等相待，度過了好幾個困難年頭。首先移民區裡有很多聖公會教徒，他們是為了逃避馬薩諸塞清教徒的專橫才來的。後來清教徒也踏進這塊移民區，為的是逃避弗吉尼亞聖公會教徒的專橫。這兩夥人都是亡命徒，盛氣淩人，都想把自己的「正確信仰」帶進這個剛剛給他們安身之地的州。由於「所有會引起宗教狂熱的爭執」在馬裡蘭的土地上都被禁止，老移民者便有權力讓聖公會教徒和清教徒都安安靜靜的別惹事。但是，家鄉的保皇黨和圓顱黨的戰爭爆發不久，馬裡蘭人就害怕不管哪一方獲勝，他們過去的自由都會喪失。因此，一六四九年四月，剛剛獲得查理一世被處以極刑的消息以後，在塞維爾·卡爾佛特的直接倡議下，就通過了著名的《寬容法》。其中有這樣一段，很出色，

　　「由於宗教對思想的高壓統治在所及的範圍內常常產生有害的結果，為了本省份政權的安定，為了保護居民相互之間的友愛和團結，特此決定，任何人不得以宗教或宗教信仰為理由，對本省所有信仰耶穌基督的人進行干預、騷擾和迫害。」

　　在一個耶穌會會士掌管重權的國家裡，能夠通過這樣的法案，這顯示了巴爾的摩家族的傑出政治能力和非凡的勇氣。這種寬宏大度的精神深受來訪者的讚揚。後來，一夥外逃的清教徒推翻了馬裡蘭的政權，廢除了《寬容法》，以自己的《關於宗教的法案》取而代之，它給予自稱是基督徒的人以宗教自由，但天主教徒和聖公會教徒卻除外。

　　幸運的是，這個反動的時期並不長。一六六〇年，斯圖亞特分子重新當權，巴爾的摩派的人也重掌馬裡蘭的大印。

　　對他們政策的又一次攻擊來自另一邊。聖公會教徒在本國獲得了完全勝利，因此硬要讓自己的教會變成所有移民區的官方宗教。卡爾弗特家族繼續奮戰，但他們看到要把新移民者吸引到自己一邊是不可能了。經過整整一代人的鬥爭，這次試驗宣告終止。

　　新教徒勝利了。

　　專橫也占了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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