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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的人(2)


  二十世紀的人都信仰進步,儘管各自的角度不同,我們並不知道是否能使世界趨於完美。不過都覺得應該試一試,出為這是我們的神聖職責。

  是的,進步已然成為一種勢不可擋的趨勢,有時這個信念似乎成為整個國家的國教。

  但是中世紀的人卻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想法。

  希臘曾經幻想實現一個充滿樂趣的美好世界,但是這個美夢僅僅是可憐的曇花一現!政治的動盪無情地摧殘了它,席捲了整個不幸的國家。以後幾個世紀的希臘作家都成了悲觀主義者,他們凝視著曾經一度是樂土的廢墟,淒慘地認為人間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只不過是一場空!

  另一方面,羅馬的作家從近一千年延綿不斷的歷史中得出了結論,從人類的發展中發現了一種蓬勃向上的潮流,羅馬哲學家們,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壁鳩魯,也興致勃勃地為更幸福更美好的未來教育年輕一代。

  以後基督教到來了。

  人們關心的中心從這個世界移到了另一個世界。人們馬上墜回到又深又黑的地獄中,毫無希望地逆來順受。

  當時的人是低劣的。他的天性和癖好都是邪惡的。他沉溺於罪孽之中,在罪孽中出生,在罪孽中生活,最後在對罪孽的悔恨中死去。

  但是舊的失望與新的失望之間存在一種差別。

  希臘人堅信自己比別人更聰明,受過更好的教育,還憐憫那些不幸的野蠻人。但是他們從不認為他們的民族由於是宙斯的選民而與其它民族有任何區別。

  相反,基督教從未能脫離自己的老祖宗。基督徒把《舊約》當做自己信仰的一本聖書之後,便繼承了難以置信的猶太教義的衣缽,認為他們的民族與其它民族「不同」,只有表示信仰某種官方建立的教義的人才有希望獲得拯救,其他人則註定要沉淪。

  有些人缺乏精神上的謙卑,相信自己是成千上萬同類中的得天獨厚之輩,上面所說的思想當然給他們帶來巨大的直接好處。在許多至關重要的年代裡,這種思想使基督徒成為聯繫緊密、自成一家的整體,在異教橫行的汪洋大海中超然地飄流著。

  對特圖利安、聖奧古斯丁和其它埋頭於把教義寫成具有文字形式的人來說,在向東南西北各個方向延伸的這片水域所連接的其它地方發生了什麼事,與他們沒有任何關係。他們最後的希望是要到達一處安全的海岸,在那兒建起上帝之城。至於其它拼命奮鬥的人要達到或完成的事情,則與他們毫不相干了。

  因此,他們為自己創造了關於人的起源和時間空間界限的完全新型的概念。埃及入、巴比倫人、希臘人和羅馬人發掘的秘密絲毫引不起他們的興趣。他們真誠地相信,隨著基督的誕生,一切過去有價值的東西部已土崩瓦解。

  譬如關於地球的問題。

  古代科學家認為地球是數十億星球中的一個。

  基督徒從根本上反對這個觀點。在他們看來,他們藉以生存的小圓地盤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是為一群特殊的人專門創造的臨時棲身之所。它的來龍去脈很簡單,在《創世紀》第一章描寫得一清二楚。

  到了需要確定上帝偏愛的人在地球上生活了多久的時候,問題就更複雜了。大型的古物、俺埋了的城市、絕種的怪物和已經變成化石的植物遍佈各地,俯拾即是。不過這些東西可以被駁倒、視而不見、否認或硬說不存在。這一切做完後,再決定創世紀的具體日期就易如反掌了。

  在這樣的宇宙裡,一切都處於靜止狀態,它從某年某月某時開始,又在某年某月某時結束。地球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一個獨一無二的目的,根本沒有數學家、生物學家、化學家以及諸如此類的人探索求知的任何餘地,因為這些人關心的只是一般規律和時間空間的永恆和無限,

  的確,許多科學家抗議說,他們在內心裡是上帝虔誠的兒子。不過正牌的基督徒都更明確地認為,一個人如果真心誠意地主張要熱愛和忠誠於信仰,就不會知道得那麼多,也不會有那麼多書。

  有一本書就足夠了。

  這本書就是《聖經》,裡面的每個字、每個逗號、每個冒號和每個感嘆號都是由受到神示的人寫下的。

  帕裡克利時代的希臘人如果要是知道世上存在這樣一本所謂的聖書,裡面包括支鱗片爪生澀難懂的民族史、感情混漠的愛情詩、半瘋半癡的先知描繪的虛無縹渺的夢幻和對出於某種原因而惹惱了亞洲許多部落神靈的人連篇累牘的惡意痛斥,那他們是不會感興趣的。

  但是,三世紀的野蠻人卻對「文字」拜服得五體投地,在他們看來,這是文明的一大奧秘,當這本特別的書被他們所他們看。這是文明的一大奧秘,當這本特別的書被他們所信奉的一屆教會會議做為完美無缺和無隙可擊的經典推薦給他們的時候,他們便誠惶誠恐地全盤接受,把它看做是人類已經知道或希望能夠知道的一切,誰否認天國,在摩西和以賽亞規定的界線之外去進行任何探索,誰就會遭到他們的痛斥迫害。

  甘願為原則去死的人畢竟有限。

  不過,有些人對知識的渴望是無法壓抑的,積蓄已久的精力必須有發洩的地方才行。結果,求知與壓制的矛盾衝突導致產生了另一株弱小乏味的智力幼苗,人們後來稱它為「經院學派」。

  這要回溯到八世紀中葉。法蘭克國王小佩潘的妻子伯莎生了一個兒子,他比善良的路易王更有理由被稱做是法國民族的恩主聖人,因為老百姓為了路易王的獲釋而不得不交付了約八十萬土耳其金幣的贖金,為了感謝百姓的忠誠,路易王曾恩准他們建立自己的法庭。

  這孩子受洗禮時起名叫卡羅魯斯,在許多古代憲章的結尾處都能看到他簽的名字。他簽字有些笨拙,不過他對拼寫一向是馬馬虎虎的。他幼年時學過法蘭克文和拉丁文,但他的手指由於在疆場上同俄國人和摩爾人搏鬥而患了風濕病,很不聽使喚,最後他不得不打消了寫字的念頭,請來當時最好的書寫家當秘書,替他簽字。

  這個久經沙場的老兵在整整五十年裡只穿過兩次「城市服裝」(羅馬貴族穿的外袍),還以此而自豪,不過他真正瞭解學習的價值,把王宮變成了私立大學,教授他的孩子和其它官員的子女。

  這個西方的新皇帝周圍簇擁著當時的許多名人,他自己也很津津樂道於同他們消磨業餘時間。他極為崇拜學院式的民主,甚至把禮節都放棄了,還像大衛兄弟那樣積極參加各種討論會,允許地位最低下的學者與他辯論。

  但是,我們在審度他們在討論中感興趣的問題時,自然會聯想到田納西州任何一所鄉間中學的辯論小組選中的題目。

  這些人至少是很天真的。如果說800年的情況的確如此的話,那麼1400年的情況也不例外。這並不能責怪中世紀的學者,應該說他們的頭腦和二十世紀的後人一樣敏捷。他們的處境和現代化學家和醫師有雷同的地方,可是他們儘管享有調查研究的充分自由,但所做所為和主張卻不能違反一七六八年的第一版《大英百科全書》,其原因很簡單,那時的化學還是一個不大為人知的科目,外科也常常與屠宰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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