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4)_絞刑架下的報告

二一

　　「他們可能這樣做。也許不是明天，也許再過些時候，也許根本不會。但是在這個時候……最好是作個準備……」隨後他又沉默了一會。

　　「也許……您想給什麼人送個信吧？或者，您想寫點什麼吧？不是為了現在，您懂嗎？而是為了將來，譬如寫您是怎樣落到這裡來的，是不是有人出賣了您，某某人的態度怎麼樣……使您知道的一切不至於隨您一起消失……」我是不是想寫點東西？他還真猜中了我這個最強烈的願望。

　　不一會兒他給我拿來了紙和鉛筆。我小心地將它們藏起來，以免在搜查的時候被發現。

　　可我一直沒敢動用它。

　　這太好了，簡直叫我不敢相信。這真太好了：在這裡，在這座黑暗的監獄裡，在被捕幾個星期之後，在那樣一群整天對著你叫喊、打罵的穿著制服的人中間，居然能找到一個人，一個朋友，他願向你伸出手來，使你不至於無蹤無影地消失在人間，使你能夠留個音信給未來的人們，使你至少能夠有片刻時間同那些將要活過這個時代、活到解放的人們談談。尤其在現在這種時候。走廊裡傳喚著即將被處決的人的名字，喝人血喝得醉醺醺的那些法西斯野獸正在瘋狂地吼叫，被恐怖勒緊了喉嚨的人們卻叫不出聲來。尤其在現在這種時候。在這樣的時刻，不，這簡直不能相信，這不可能是真的，這一定是個圈套。在這樣一種環境裡，一個人主動地向你伸出手來，得具有怎樣的毅力，怎樣的膽量埃大約過了一個月。戒嚴解除了，嚎叫聲也沉靜下去了，殘酷的時刻變成了回憶。又是一個晚上，又是我受審歸來，又是那個看守站在我的牢房前面。

　　「您好像渡過了這一關。」他用一種探詢的目光打量著我。

　　「沒有出問題吧？」

　　我懂得這句問話的意思，它深深地刺痛了我。但這句話比別的話更使我相信他的真誠。只能是這種有內在的權利的人才敢於這樣提出問題。從這時起我才相信了他。他是我們的人。

　　乍看上去，他是一個神秘莫測的人。他常常獨自在走廊裡踱步，鎮靜、穩重、謹慎而機警。誰也沒有聽見過他罵人。

　　誰也沒有看見過他打人。

　　「請您在斯麥唐茲巡視時打我一個耳光吧。」隔壁牢房裡的同志請求他，「讓他至少有一次看見您在執行任務。」

　　他搖了搖頭：

　　「沒有必要。」

　　你從來沒有聽到過他用別種語言說話，他只用捷克語。他的一切都向你表明，他同別人不一樣。但你很難說清楚這是為什麼。他們自己也感覺到這一點，但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哪兒需要他，他就出現在哪裡；哪兒發生了驚慌，他就把鎮靜帶到哪裡：哪兒有人垂頭喪氣，他便到哪兒去鼓舞人心；哪兒由於斷了關係，而威脅到獄外一些同志的安全，他便去把關係接上。他不沉溺在無謂的瑣事中，而總是有條不紊、大刀闊斧地工作著。

　　不單是現在，一開始他就這樣幹。他到納粹這裡來服務，目的是明確的。

　　這個來自摩拉維亞的捷克看守名叫阿多爾夫·科林斯基，他是一個出身在捷克舊家庭的捷克人，卻冒充德國人，為了到赫粒德茲·克拉洛維的捷克監獄，然後轉到龐克拉茨監獄來當看守。這大概引起了他的一些熟人對他的憤恨和不滿。

　　可是四年後，有一次在他報告工作時，德國監獄長在他眼前揮動拳頭——然而已經太遲了——威嚇他說：「我要打掉你身上那種捷克精神。」

　　這位監獄長錯了，那種精神是打不掉的，除非消滅掉這個人。他是這樣一個人，為了鬥爭和有利於鬥爭，他自覺自願地擔當起艱巨的任務。不斷的危險只能使他經受鍛煉。

　　我們的人

　　如果說，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早晨給我們送來的早飯，不是通常那種誰也不知道摻了些什麼的黑水，而是一杯可可的話，我們對這一奇跡並不覺得奇怪。因為那天早晨，在我們牢房附近閃過了一個穿著捷克警察制服的人。

　　僅僅是一閃而過。塞在高統皮靴裡的黑色制服褲向前跨了一步，深藍色衣袖裡的手抬起來，用力把門砰上，人影也就不見了。這是一瞬間的事，過了一刻鐘，我們已經不準備去相信這回事。

　　在龐克拉羨監獄裡有捷克警察。從這件事我們可以得出怎樣意味深長的結論埃兩小時後我們得出了結論，牢房的門重新被推開，捷克警察的帽子伸了進來，看見我們驚奇的表情，他愉快地咧開了嘴，高興地通知我們：「Freistunde。」(德語：「稍息。」)現在我們已經不可能再弄錯了。在走廊上看守們的黨衛隊的灰綠色制服中間，出現了幾個使我們感到醒目的黑色斑點：捷克警察。

　　這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呢。他們將表現得怎麼樣呢？不管他們怎麼樣，他們已經在這裡了，他們出現在這裡的事實本身，就清楚地說明了問題。如果法西斯反動統治竟不得不讓受它壓迫的那個民族裡的一些人進入最敏感的要害部門，進入作為它的唯一支柱的、奴役和壓迫人的機構，可見它是多麼缺乏人手埃為了弄到幾個人，它不惜削弱自己最後希望的堡壘，那麼這個統治還能支撐多久呢？

　　當然，這些人是經過一番挑選的，說不定比那些被習慣勢力腐蝕和對勝利缺乏信心的德國看守更壞，但是捷克人出現在這裡的事實本身，卻是敵人就要完蛋的確實標記。

　　我們就是這樣想的。

　　但這件事的實際意義卻遠比我們最初想到的要大得多。

　　因為這個納粹統治制度已經挑選不出自己的人，而且已經沒有人可挑選了。

　　二月十一日我們第一次看見了捷克警察制服。

　　第二天我們就和那些人認識了。

　　來了第一個人，他朝牢房裡瞧了瞧，還有些不好意思似地在門邊猶豫了一下，然後——仿佛一隻憋足了勁用四隻蹄子猛一下跳起來的小山羊——他忽然鼓足勇氣說：「喂，過得怎麼樣，先生們？」

　　我們回答了他一個微笑。他也笑了笑，然後又露出窘迫的樣子：「別生我們的氣。請相信我說的話：我們情願去逛馬路，也比待在這兒監視你們強。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也許……也許這樣並不壞……」當我們把對這件事的看法和對他們的看法向他談了之後，他高興起來。這樣，我們一見面就成了朋友。他叫維特克，是一個樸實而心地善良的小夥子，那天早上在我們牢房門口一閃而過的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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