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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二十四小時(2)


  打電話。

  「當然沒有登記。證件是假的。」

  「誰給你的身份證?」

  「警察局。」

  一棍子打下來。兩棍子。三棍子。我用得著數數嗎?朋友,你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未必用得著這個統計數字。

  「你叫什麼名字?說。住在哪兒?說。同誰有聯繫?說。

  秘密聯絡點在哪兒?說。說。說。不說就打死你。」

  一個健康的人能經得住幾下這樣的毒打呢?

  收音機播送出午夜時刻的信號。咖啡館關門了,最後的顧客回家了,情人們還流連在門前難分難舍。瘦長個子的蓋世太保頭目愉快地微笑著走進屋來:「一切都弄清楚了,——怎麼樣,編輯先生?」

  誰告訴他們的?葉林涅克夫婦嗎?弗裡德夫婦嗎?可是他們連我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呀。

  「你瞧,我們全知道了。說吧。放聰明點。」

  專門的詞匯。「放聰明點」的意思就是背叛。

  我可不聰明。

  「把他捆起來。給他點厲害嘗嘗。」

  一點鐘。最後一輛電車回廠了,街上空無人跡,收音機向它最忠實的聽眾敬祝晚安。

  「還有誰是中央委員?電臺設在什麼地方?印刷所在哪兒?

  說。說。說。」

  現在我又能夠比較安靜地計算抽打的次數了。我唯一感覺得到的疼痛,是從那咬爛了的嘴唇上來的。

  「把他的鞋脫掉。」

  真的,腳掌上的神經還沒有麻木。我感覺到了疼痛。五下,六下,七下,現在仿佛棍子直打進了腦髓。

  兩點鐘。布拉格在鼾睡中,也許什麼地方有孩子在睡夢中啼哭,丈夫在撫摸妻子的肩膀。

  「說。說。」

  我用舌頭舔了舔牙床,想努力數清被打掉了多少顆牙齒。

  但怎麼也數不清。十二、十五、十七顆?不,這是現在「審問」我的那些蓋世太保的數目。他們當中有幾個顯然已經疲倦了。而死神卻遲遲不來。

  三點鐘。清晨從四郊進入城市,菜販向集市走來,清道夫們打掃街道。也許我還能活一個早晨。

  他們帶來了我的妻子。

  「你認識他嗎?」

  我舔了舔血跡,不想讓她看見……這未免有點幼稚,因為我滿臉都在流血,連指尖也在滴血。

  「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

  她這樣回答,沒有流露出一點恐懼的神色。親愛的。她恪守我們的約言,任何時候也不承認她認識我,儘管這樣做現在已經無濟於事了。究竟是誰把我的名字告訴了他們呢?

  他們把她帶走了。我盡力用最快樂的目光向她告別。也許這目光一點也不快樂。我不知道。

  四點鐘。天亮了還是沒有亮?蒙上了厚布幔的窗戶不給我答覆。而死神仍不見到來。我應該去迎接他嗎?應該怎樣去迎接呢?

  我打了誰一下,然後就跌倒在地上。他們用腳踢我,在我身上亂踹。好啦,這樣就會死得快些啦。一個穿黑衣服的蓋世太保一把抓住我的鬍子,把我提了起來,得意地笑著給我瞧他手裡一綹剛拔下來的鬍鬚。實在可笑。現在我一點也感覺不到疼痛。

  五點。六點,七點,十點,中午了,工人們上工又下工,孩子們上學又放學,商店裡做著買賣,家裡燒著飯,媽媽也許正在思念我,同志們也許打聽到我被捕了,正在採取安全措施……以防我供出來……不,你們不用害怕,我是不會出賣的,請相信我吧。總算離死不遠了。一切只不過是一場夢,一場熱病中的惡夢。拷打一陣之後是潑涼水,接著又是一陣拷打,又是:「說,說,說。」可是我還沒有死去。媽媽、爸爸,你們為什麼把我養得這樣結實啊?

  下午五點鐘,他們一個個都疲倦了。拷打現在已經稀疏,間歇很長,多半隻憑一種慣性才打兩下。忽然,從遠方,從那遙遠遙遠的地方,響起了一個像愛撫似的平和而寧靜的聲音:「Erhatschongenug。」(德語:「已經夠他受的了。」)然後我坐了起來,桌子在我面前直晃。有人給我水喝,有人遞給我香煙,但我捏不住它。有人試著替我穿鞋,又說穿不上。然後又有人把我半攙半拖地帶下樓梯,塞進汽車裡,我們就坐車走了。有人又把手槍對準我,我覺得好笑。我們從一輛紮著白色花彩的婚禮電車旁邊經過,但也許這一切只是一場夢,一場熱病,也許是臨死前的痛苦,或者就是死的本身。瀕臨死亡本來是沉重的,但這次我竟毫無沉重之感,它輕得像一根羽毛,只要呼出一口氣,一切就都完結了。

  完結了?還沒有,總是完不了。這會兒我又站了起來,真的站起來了,自個兒站著,不用旁人攙扶。我眼前是一面汙黃的牆,牆上濺了些什麼?好像是血……是的,這是血,我抬起手試著用指頭去抹它……抹著了,還是新鮮的,我的血……有人從背後打我的頭,命令我舉起手做一蹲一起的動作;做到第三次時,我倒下了……一個高個子的党衛隊隊員站在我跟前,踢了我幾腳,想把我踢起來。這有什麼用呢?又有人向我潑涼水,我坐起來了,一個女人給我藥吃,問我哪兒痛,這時我感覺到我的全部疼痛是在心上。

  「你沒有心。」高個子的党衛隊隊員說。

  「啊,我有心的。」我說。我因為還有足夠的力量來捍衛自己的心,而感到一種突如其來的自豪。

  後來一切又都消失了:牆壁、拿藥的女人和那高個子的党衛隊隊員……現在我面前是敞開著的牢房的門。一個肥胖的党衛隊隊員把我拖進去,脫掉我那被撕成碎片的襯衣,把我放到草墊上,摸了摸我那被打腫的身子,吩咐給我裹傷。

  「你瞧瞧,」他搖晃著腦袋對另一個人說:「你瞧,他們幹得多利落。」

  然後又是從遠方,從那遙遠遙遠的地方,我聽到了一個像愛撫似的平和而寧靜的聲音:「他活不到明天早晨啦。」

  還差五分就要敲十點了。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一個美麗而溫潤的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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