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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二


  雞仔喬治十八歲時結識了一個名叫「瑪蒂達」的黑奴女人,並與她結婚,她後來為他生了八個小孩。外婆和其他人說,隨著每個小孩的出世,雞仔喬治就把全家人聚集在他的奴隸木屋內,重新說起他們非洲那名叫「金塔」的曾祖父,他把吉他叫做「可」,把弗吉尼亞的一條河叫做「肯必·波隆河」,還有其他的非洲字眼,他當時是在森林內砍木頭準備做個鼓時被擄去當奴隸的。他的八個孩子長大後都各自成家,也有自己的小孩。他的第四個兒子湯姆是名鐵匠,當時隨著全家人一起被賣到北卡羅來納州阿拉曼斯郡裡一個擁有煙草農場的「墨瑞主人」家。在那兒,湯姆結識並娶了有一半印第安血統的女奴叫「愛琳」,她是來自當地一個擁有一間紡棉廠的「赫德主人」農場。愛琳最後也生了八個小孩,而且隨著每個孩子的到來,湯姆就把家人聚集在爐床旁,承繼家族傳統講述他父親雞仔喬治和他們的非洲曾曾祖父的生平以及延續下來的後代子孫。

  當我專注地聆聽這些我從未見過面而且又活在那麼遙遠的祖先生平時,我當然相當訝異故事最後會延續到辛茜亞外婆身上……而我就坐在她身旁看著她!還有維妮姨婆,小瑪蒂達姨婆和伊莉莎白姨婆。外婆的姊姊們當時都在遷移的馬車隊列中。

  我在漢甯郡外婆家住到兩個弟弟喬治和尤裡烏斯相繼出生。他們生於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九年。父親替外婆把木材行賣掉,然後當起農業教授,帶著母親和我們三個男孩隨他教書的地點遷移居住,我們待最久的一次是在阿拉巴馬州諾默爾郡的農業機械大學。一九三一年就在那裡,有天我在學校上課時,有人帶來消息要我趕緊回家,而當我沖進家門口時,聽到父親泣不成聲地哭號。自從我們離開漢寧郡後一直臥病在床的母親已僵直地躺在床上去世了。享年三十六歲。

  每年暑假,我就帶喬治和尤裡烏斯回漢甯郡探望外婆。可是很明顯地,她的精神和思緒似乎已隨著外公和母親的去世而每況愈下。路過的人都會向坐在前廊搖椅上的她打聲招呼說:「辛茜亞,近來好嗎?」而她通常會慢慢地回答他們說:「只能坐坐——」

  兩年後,父親續了弦,對方是他一個名叫吉歐娜·哈奇的教授同事。她來自俄亥俄州的哥倫布,也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她忙著教養我們這三個成長快速的男孩,同時又為我們添了個妹妹,名叫蘿依絲。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我已完成大學二年級的課程,並在十七歲那年應徵入伍加入美國海防隊當傳令兵。當我在西南太平洋的彈藥運輸艦船服務時,漫長的征途中我開始了著手寫《根》這本書的歷程。

  在海上的運補行程有時一連長達三個月之久,船上人員最頭痛的不是敵人空中的轟炸或潛水艇的偷襲,而是長期的煩悶無聊。當初在父親的堅持下,我在中學時就學會了打字,而我在這艘船上最珍貴的寶物就是我那架手提打字機。我寫信給所有我記得的人,而且也讀遍船上圖書室內的每本書或是其他人所擁有的書籍。自孩童起,我就相當喜歡閱讀,特別喜歡看冒險的傳奇故事。在讀了船上的所有藏書三通後,我想自己該試著寫些故事。而把空紙張卷人打字機並在上面打些別人愛看的東西的這個念頭振奮了我,讓我極好奇地想去嘗試這項具有挑戰性的工作。我不知道在嘗試寫作的過程中還有什麼其他的動機激勵我。我一星期七天,每天晚上不斷地寫,然後寄出我嘔心瀝血的文章給雜誌社,然後收到堆積如山的回絕函——直到八年後我的第一篇故事才被採納。

  戰後,由於不斷有編輯採用我的稿,美國海防隊授予我一個新的頭銜——「戰地記者」。我盡可能地利用每一分每一秒來寫,因此相繼出版的就更多。在一九五九年,我三十七歲那年,我整整在軍隊中服役了二十年,因此獲准退伍。之後,我決定從那時起嘗試職業作家的生涯。

  起初,我賣了一些文章給男性雜誌社,那大多是歷史上的海上探險故事,因為我愛海。後來《讀者文摘》指派我寫有著戲劇性人生經歷的那些偉人的傳記。

  然後在一九六二年,我正巧記錄下與名爵士號手邁爾斯·戴納斯的一段談話,後來這竟成了「花花公子名人專訪欄」中的第一篇。在我後來的訪錄專題中有伊斯蘭教世界的代言人馬爾科姆·艾克斯,一個讀了這篇專訪的出版商要求我寫一本關於此人一生的書。於是馬爾科姆·艾克斯要我與他共同研究,我答應了。往後的一年內我就展開一連串的密集採訪,然後再利用一年的時間寫《馬爾科姆·艾克斯自傳》。但就如他事先所預言的一樣,他並沒有活著看到這本書,因為在手稿完成後兩個星期他就被暗殺了。

  很快地,一家雜誌社派我到倫敦會,在與人約談之外,我為每處的豐富歷史感到驚歎。在抵達後幾天內,我幾乎沒有錯過任何對倫敦地區的參觀。有一天,當我在大英博物館內閒逛時,我發現自己無意間看到某種我似乎曾聽過的東西:「羅塞達石」。我不知道自己為何竟被它深深地吸引,於是我在博物館內的圖書館借了一本書以便仔細地探討研究。

  我從書本得知,這塊石頭是在尼羅河三角洲發現,表面被鑿上三種不同的文字:第一種是為人所知的希臘文,第二種則是當時尚沒人知曉的文字,第三種則是大家已認定無人能翻譯破解的古象形文字。可是有個名叫吉思·商博良的法國學者在不斷地用已知的希臘文來逐字配對那沒人知曉的語文和象形文字後,他提出一個理論說那三篇文字的意思完全相同。基本上,他已破解了原本認為無法譯說的象形文字,借此得以進窺人類最遠古的歷史。

  這個開啟過去歷史大門的鑰匙令我深深地著迷。我似乎覺得那對我個人具有某種特殊的重要性,但我摸索不出究竟是什麼。然後就在返回美國的飛機上,一個念頭突然敲醒了我。那個法國學者利用刻鑿在石頭上的已知語言來逐字配對以至於完成了詮譯一段未知的歷史。那提示了我一個粗略的類推:自孩童時在前廊上從外婆、伊莉莎白姨婆、普拉絲姨婆和喬姿亞表姨婆那裡聽來的口述歷史中,我一直不懂那幾個奇怪的非洲音。我現在得好好地想一想;那非洲人說他名叫「金塔」,他又把吉他說成「可」,把弗吉尼亞州的一條河叫做「肯必·波隆河」。這幾個音聽來都很尖高,而且都是由英文字母「K」帶頭。這幾個音經過世代的口述相傳也許已走了調,可是不容置疑,它們代表了我那個非洲祖先家鄉母語中的語音片段。當我從倫敦飛向美國的飛機在天空中盤旋準備降落紐約市時,我內心納悶著:那是何種非洲語言呢?世界上有哪種方法可供我查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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