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聯邦調查局·女特工(65)

六五

　　第十九章

　　維爾希爾的國民保障銀行，外公還是個年輕的聖莫尼卡警官時曾在那兒開過一個戶頭，現在叫作加利福利亞實瑪魯銀行。從6O年代以來，它一定已幾經改頭換面了，但是所存這些改變，從裡到外，都並沒有給那個米色磚頭搭起的盒子增添什麼新的內容。

　　可以想像，這個保管庫跟外公第一次把他的重要文件存到這裡時是完全一樣的。即使在改建時你也不能把保管庫移去。我敢打賭，過去三十年來的每一天裡，時間總是「哢嗒」一聲閘在早上八點四十五分。保管員轉著輪盤，一邊嘰咕，用兩隻手把門拉開，門半開著，人們都會對那扇六時厚沉重鐵門感到驚奇。它現在仍然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同陵墓般的建構方式一樣讓人難忘；你知道那種方式的，厚重的花崗石條無比精密的砌在一起，在裡面，一切都從來不會有所改變。

　　一個背著馬尾辮，戴著長長的水晶耳環，沉靜憂鬱的黑人婦女察看了我的簽名後才打開一扇內門。顯得笨拙的門口鑲嵌著黃銅和鉻合金的方格圖案，我們從中穿過走進一個小房間，裡面排著裝著合頁、擦得鋥亮的櫃門。我把鑰匙交給她。一隻釘著鐵掌的藍色鞋子踩在一張踏凳上，一隻手伸上去打開了638號保險盒。在她身後是一個指示牌，上面寫著「緊急通風設備」和一行說明。她從踏凳上跨下來，拿著一個長方形盒子，把我領到一間更小的密室裡，裡面有張桌子，門我可以關住。然後她就把我一個人留在這死寂的空氣裡。

　　我因為一種恐懼和沉痛的感覺而幾乎呆滯了，費了很大的勁才迫使自己把那個狹長的金屬蓋子掀開。

　　我希望除了一張遺囑，再不要有什麼躺在這冰涼的空盒子裡，但實際上，裡面卻塞滿了各類家庭資料，就像是一個人隨意從餐具櫃裡往外拖曳出來的東西一樣。

　　這堆東西的最上層，是一張泛黃的剪報，1962年9月12日的《聖莫尼卡晚報》，大字標題寫著「『最自私的賊』懺悔了」。文章講了一個癱瘓的棒球迷的故事，他由朋友帶到「逃避者」體育場去看一場「激動人心的比賽，」他把他的輪椅放在了體育場頂端的通道上，後來輪椅就失蹤了。在經過廣泛的宣傳之後，沒過幾天，它就出現在聖莫尼卡警察局附近的地方，還附帶了如下的說明：

　　我是偷了你的輪椅的那群自私的賊中最自私的一個，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在此作一個說明，是的，我們這樣做原來是想開個玩笑，但是我確實以為這張椅子是沃爾特·奧曼尼的，放在那兒防止緊急情況出現。我現在意識到我們的做法除了滿足我們最低劣的幽默感之外，什麼意義都沒有。

　　我希望有可能的話，在你的內心能最終原諒我。我想我會從這次損人不利己的「玩笑」中接受教訓。我真的不是那種好挖苦人的人，我真的希望你和上帝都會原諒我這次的胡鬧。對不起。

　　在文章的旁邊另有一幅照片：外公的一隻手搭在那架失而復得的輪椅上。剃了平頭、穿著黑制服的外公看上去很年輕，朝與蓬勃。你能看得見別在皮帶上的警棍和「史密斯＆文森38」的輪廓，解說詞寫道：

　　「殘疾人的輪椅」，主人在觀看上周「逃避者」對「巨靈神」的比賽時被盜，聖莫尼卡巡警伊文內特·摩爾根·格營發現了它，一家出租商行此前已向主人提供了一架新輪椅。

　　那是一個民風多麼純樸動人的年代啊！這時，聖莫尼卡還只是一個未被開發的熟睡中的海濱小鎮，小偷們尚有仟海意識，很多人會認為，如果你的照片能出現在當地的報紙上，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甚至值得珍藏在銀行的保險箱裡。

　　在我外祖父的輝煌時刻下面，我發現幾枚銀元，上面已有了錫斑，顯得很破舊，還有被擁成一卷的印有肯尼迪頭像的五十美分紙幣，卻是新嶄嶄的。裡面還有一套1960年起的存款債券，每張面值是100美元，是給我留下的。一張棕黃色的照片，白色的毛邊，是我母親小時候的，被她的父母親摟著。再有，就是外祖父的最後遺囑和證明書，指名我作為他的財產受益人，連同他的出生證明文件，我外祖父的出生證明和社會保障卡，保險單，1955年的；一個小筆記本，上面用浮雕凸文印著「你孩子的病歷」，裡面只有一個我童年時的免疫記錄，是我母親親手寫的；一個便箋簿上記載的是1967年家庭開銷的分類帳，另外，在一個信封裡，是我外祖母的結婚戒指和一枚琥珀石胸針。散落在盒子裡的還有一枚鑲在一朵搪瓷三色堇上的金心，一些服飾和一串在母親十六歲生日時給她的珍珠細鏈。

　　我一件件地觸摸這些東西，好一陣子母親似乎又來到了我的身邊，她親手縫製的棉布圍裙，有幾次得到允許可以把我的頭靠在上面，濺滿了黃油和油脂的污漬，母親戴著它為我們做過幾百餐飯，洗過上千次衣——它好像還在散發著那令人寬慰的氣息。我突然記起，她的尼龍長襪，曾聞起來有股丹寧和秋天樹葉的香氣，晾在鑲有橙紅色和黑色瓷磚的浴室的毛巾架上。在前臥室她的梳粧檯上，她總是把她的戒指耳環放在一個玻璃煙灰缸裡。我的上帝，她用「查耐爾五號」家具擦光劑，撒滿了綠胡椒的夾肉麵包。她穿著羊毛裙，上身是胸前墜著小圓紐扣的白色半透明的罩衫，打著拘謹的褶邊，當她為布拉迪大夫作接待員時穿的就是這身衣服，但是在它的下邊，你看見的卻是包裹嚴謹的背帶襯衣。那些都是短袖罩衫，暴露了她的上臂白皙、肉感的內側。這些，在這間閉塞的密室裡，逐一地出現在我的記憶裡，帶著愚蠢的衝動。

　　她每週要工作到週六的中午，經常她和我會乘坐「大西洋幹道快車」，沿途經過在童年人看來還充滿了神秘色彩的站台，從長灘殯儀館穿街過巷到一棟一層樓的牙科樓，然後我便會在一間窄小的後屋——廚房兼實驗室裡呆上三個小時，一面等著她在一台IBM上敲打，應答電話，一面讀超人連環畫，還可以翻出藏在辦公室文件堆裡的圖畫書們《兒童的樂園——「益智遊戲」）。母親冷藏了許多小聽裝的「穆特」蘋果汁，但我愛吃我的美國乳酪三明治和用麥稈吮吸雪泥，沒事兒就翻看那些染滿灰塵的教科書上的畸形牙床的特寫照片。這地方到處飄著乙醇的味道。

　　這邊結束之後，我們便回到公共汽車上，接著坐往商業區，她先要到電氣公司辦公室付清舊賬，然後是到「布封和希爾斯」進行一長串冗長乏味的採購：配鑰匙，買浴簾和鋁鍋，幾乎每一個小買賣母親都要詢問我的意見，因為她自己從來就是心不在焉。最糟糕的是在「勒內」，當她在那兒閒蕩和痛苦掙扎的時候，我卻在衣服掛架底下度過了最惱人的幾個小時。

　　如果我們能在「伍爾維什」或者「科內斯」結束那就是我的幸運了。在這兒我想得起來的就是那張扁平的木桌子了，上面擺滿了吸引我的便宜的海灘紀念品，像塑料皮夾子，上面貼著棕櫚樹的彩色畫片；還有海貝殼製作的立像，但是，最讓我渴望得到的——而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是那枚「聖·克裡斯托弗」紀念章，但它被人們保存在一個上了鎖的玻璃匣子裡，因為在南加利福尼亞，每個小孩都想得到這樣一枚紀念章。

　　我突然有了那種感覺。就像是坐在伍爾維什的午餐櫃檯旁，我一勺勺地舀著蘇打冰淇淋，母親在旁邊要的是肉桂壽司和咖啡，彼此分享著一種罪惡的快樂，因為現在離晚餐的時間只有一個小時了。我的母親極少縱容我和她自己，也許是因為這種方式將意味著偷竊外公的東西。但是在那些星期六的下午的確提供了一次放縱的機會——我單獨和她在一起，遠離了我的外祖父，對於這點，我現在才意識到，原來是我們那時覺得如此沉悶，驚恐然而快樂的隱密的原因。

　　因為在公共汽車路線的另一個終點，拎著沉重的購物袋，要經過一座石油鑽塔，它位於住區中央，用蕃籬隔開，油泵一天到晚都在響，然後我們就照例回到了松樹街那幢獨眼紅磚屋。當然我是以一個小孩的眼光來看待它的，因為一株批把樹掩藏了兩個前窗其中的一個，而另一個窗戶看起來就像是透過百葉窗，帶著怨恨往外瞪視的人的一隻眼睛。

　　外公買房子的時候它還是新的，是這條街唯—一棟磚房。四處緊閉，關起門來完全就像一座地堡，連一塊綠草坪也刈除光了，以保持一致性，除了一根柱子上掛著的黑色郵箱，再沒有任何多餘的裝飾。六十年代的新鮮事物之一就是有明亮的黃色裝飾的全電氣的廚房，時間觀念也滲透到了餐桌灶頭，當然那特別涉及到外公的時間：「問問你外公他晚餐想吃什麼……」「外公準備好了我們就開飯……」在那本便箋簿裡的家庭分類帳上我發現，我們佔用了我外祖父簡樸的家中的兩個房間，為此我母親每個月要支付54．67美元的房租。

　　現在我想念她。我想要那雙佈滿雀斑的手臂抱抱我，我想要我們之間的融合，它不僅被她的死，也被我幼年時期神秘的觀感所打破；我想要它重新修復。但是怎麼能夠？她沒有走近我，相反，我感到她留下的印象又一次晦暗下去，總是被外公所遮蔽。

　　在她的陰影下的生活怎麼能跟到位於百老匯那幢醒目的藍色玻璃大廈裡的警察總部作一次駭人的、刺激的訪問相比呢？外公會帶著我到繁忙的警局中轉圈，這裡的每個人都誇我聰明伶俐，然後，如果沒有囚犯的話，我們還會到真正的監獄裡去，這裡有一個可怕的鐵鑄的廁所，在外面等他的時候，我看見他的弟兄們出來了，鑽進了他們的警備車，我就一個個地大聲叫出他們的名字，我經常用手指去觸摸門廳裡那枚巨大的銅制警徽，還有一座淺浮雕，一個警察保護著一個男孩和女孩，「永志不忘」——長灘警官協會，讓我產生一種前青春期孩子的性激動。

　　外公帶著我去見世面。母親就呆在家裡。外公帶著我到海岸線上去，在激浪中掙扎洗禮，摔倒了就威嚇我站起來再上去，我也記不清到底有多少次我撲倒在海浪中了——她在哪兒？膽怯的、消極的、驚俱的、自賤的，直到那一堆90磅的屍體癱軟在我的眼前，那最後的時刻，她的皮膚完全成了綠顏色，她根本就沒有力氣從醫院的病床上爬起來，她側身躺著，卻沒有面向我，她的手臂竭力想從她早已失去生命力的骸部曲線上抬起來，一個微弱的聲音，我的名字，在我的手指與她乾枯的手指纏繞在一起時從喉嚨裡發了出來，我十四歲。

　　她仍然沒有徹底離開，仍然……也許我真的對她做過什麼有意義的事，我現在捧在手裡的這些又獻，有誰還會像我們這樣保存起來的？那不僅僅是為了在某一天她的女兒能夠找到它，否則為什麼要把一張普通的生日卡裝到一個信封裡，藏在保險盒的最深處？這是她的結婚證書，蓋著拉斯維加斯市的圖章，1964年8月3日，它宣佈在這一天，米桂·桑切斯和格溫·格蕾，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正式成為夫妻。

　　我盯著它，只有一個願望：那個留著馬尾辮的黑女人，釘著鐵掌的藍色鞋子踏在米色的氈毯上，她把那鐵門關上，把那巨大的黃銅輪盤牢牢旋緊，把我關進它現在我已深有體會的、黑暗的、窒息的地窖中，讓秘密都埋葬在這裡吧，這樣，一切都將不會改變，永遠。

　　外公沒有來應門，我只好用我的鑰匙。他正坐在陽臺外，面對著黃昏的暮日，身後的動靜好像都聽不見，他看上去和平日一樣。他穿著通常的那條棕褐衣便褲和露出脖梗的黃色馬球衫，光的腳顛轉了左右方向，交叉著摞在一張塑料矮幾上，他寬厚結實、爬滿皺紋的手——因為年紀的關係，變得潮紅，茸毛聳立——按在胸口，下巴上抬，噴著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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