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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記者:您還喝苦康巴利嗎?

  揚:不喝了。或者說,只有在夏天才喝。現在我喝潘氏香檳,加一片黃瓜皮。

  記者:杜拉斯死後,您系著一條瓢蟲圖案的領帶。您不是不喜歡彩色領帶的嗎?是不是變了?

  揚:沒變。我仍然不系彩色領帶。那條瓢蟲領帶,我非常喜歡,可後來坐出租車時丟了。

  記者:杜拉斯的那些戒指去哪裡了?

  揚:她臨死之前,手指細了,我把戒指摘了下來,應該在她兒子那裡。她曾對我說要送我一隻,但沒有送。這沒關係:我受不了戒指,它使我有壓迫感。我買了戒指,又把它們送人了。她還有一個小小的銀手鐲,但那東西,我堅持讓她帶走了。您知道,我幾乎沒有她的任何東西,甚至連我寫給她的信也沒拿回來。

  記者:您是文學遺產繼承者。您將成為百萬富翁。

  揚:根本不是那回事,遺產繼承剛剛辦妥。有許多版稅要付,我只得百分之十。

  記者:您曾經給杜拉斯開車。您現在還開嗎?

  揚:我又開車了,開我母親的車。至於行走嘛,我也在重學。當我出了我關了兩年的蝸居,我都忘了走路了。況且,跟杜拉斯在一起,我已失去了走路的習慣:我們去哪兒都開車。

  記者:杜拉斯曾說,您真的什麼都不幹。除了這本書,您還是什麼都不幹嗎?

  揚:啊,是的。我沒幹什麼大事。我寫信。我給人寫信,隨便給人寫信,但決不給作家寫信。杜拉斯她不停地寫,但我沒有這種需要。我看著大海。我走路。我不會對自己說:「天哪!我得寫作了!」

  記者:您怕永遠成為杜拉斯的鰥夫嗎?

  揚:不,我不是鰥夫。倒是她是我的寡婦。

  記者:這話是什麼意思?

  揚:也許是她更需要我,而不是我更需要她。她的聰明之處是讓我以為恰恰相反。否則,事情不會這樣的。我不僅僅是侍者。或者應該說,她需要我這樣的侍者。

  (文中記者為菲利普·朗松)

  譯自1999年9月2日法國《解放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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