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杜拉斯(37)_學達書庫

三七

　　訪談錄

　　他的臉上帶著孩子氣，讓人怎麼也想不到他竟有那麼瘋狂的愛情故事。這種愛情，肉體之歡是有限的，總的來說是悲劇性的。他很樂觀，好像天生如此，赤著腳，踩在他的出版人馬朗·塞爾女士辦公室的地毯上。他不叫揚·安德烈亞，這個名字是瑪格麗特·杜拉斯給他創造的，而且是一下子創造出來的。

　　揚：她用我的名字和我母親的名字組成了我的姓。她取消了我父親的姓。我的老家在布列塔尼，所以她又在我的姓名後面加上了「斯坦納」。於是我便成了揚·安德烈亞-斯坦納。這與其說是一個人的名字，還不如說是某本書中，某部電影裡的一個人物。

　　記者：1980年夏天之前您在幹什麼？

　　揚：康城馬萊伯中學高等師範學校文科預備班的學生。一個，怎麼說呢，一個漫不經心的人。我研究哲學，我對學說和觀點比對文學更感興趣。我略懂羅蘭·巴特。我很喜歡他。後來，我讀到了《塔吉尼亞的小馬群》，然後便給她寫信。就這樣。但我早就在這本書裡面了。那個懶散的躺在墊子上的傢伙就是我。後來，我又躺在了床上。在電影《大西洋人》中。我們的一見鍾情在我們認識……在我們見面之前就發生了。

　　（他笑得很厲害，也許是在吼叫。與其說是道歉不如說是在自我掩飾。他的目光中有一種可愛的、溫柔的、夢幻的東西。）

　　當時我二十七歲。我很靦腆。一種病態的靦腆。我忘了自己是誰了。我變得一錢不值。她讓我明白了肉體仍在。她在具體的生活中，在思想而不是在推理。她不作分析，從來不作分析。

　　（他談了一點她寫作的情況，很不樂意，經常停下來。那種喜劇演員常用的沉默已經很出名了，他用得爐火純青，使對話者產生動搖。）

　　她是一個巨大的災難。專制的災難。但對她來說，這是一個是否繼續生存的問題。這一切都和貧窮，和童年有關。她覺得自己一無所有。

　　記者：不過，《情人》出版之後，她變得很富有了，不是嗎？

　　揚：對她來說，這不是錢的問題。錢，她不感興趣，只是她不時地給銀行打電話。「我還有多少錢？」她問。人們給了她一個振奮人心的數字。她叫著我的名字：「揚，您聽聽這個數字……」當我們超過十萬法郎時，她高興得像個小女孩。但她仍然覺得自己很窮。貧窮感依然如故。

　　（他不想或者是不能談他自己，話題老是回到杜拉斯身上。）

　　記者：您會不會有時覺得或感到身不由己？

　　揚：會。我經常失足，在這個地獄裡，她沒有給我鑰匙。她常說：「各自的路各自走。」

　　記者：她說得沒錯。您成了一名作家……

　　（他顯得有點慌張，但也很高興。）

　　揚：不！不！而且，她經常這樣跟我說：「揚，您，您沒必要寫作……」也許這會妨礙她。她很刁鑽。總之，她從來不允許我坐在她寫作的位子上。

　　記者：您的家人對這些事怎麼看？

　　揚：我母親完全接受這一事實。她沒有鼓勵我，但她發現我身不由己。我不能打電話給她，不能去看她。杜拉斯的妒忌心可怕極了。她恨我母親，恨我的姐妹。我沒有權利看別人，看女人……難以想像……她對我絲毫不放鬆。我整天幹活。洗碗、打字、陪她看電影、開車陪她兜風。白天，黑夜，永遠沒完沒了……所以，當我母親來巴黎時，我只能偷偷地去看她。我害怕。我老是看表。我渾身上下不自在。我覺得自己是在犯罪……

　　記者：杜拉斯的朋友們怎麼看您？

　　揚：沒有人看我。她不讓別人看我。我沒有一個可說話的人。她尤其不願意我跟別人談論她。事實上，她這樣做是對的。我現在發現，她的這種苛求保護了我們的關係。

　　記者：說到底，您是一個囚徒。拿讓·熱內1的話來說，是一個愛情囚徒。

　　揚：又是又不是。囚徒，是的。她到處把我帶在身邊……有時，這顯得很滑稽。有一天，她在餐廳裡點了一些牡蠣。她問侍應：「您知道我是誰嗎？」「當然，我知道您是誰。」侍應回答說。於是，她對我說：「您看，揚，一切都沒完。吃！」她感到很寬慰。為了感謝侍應，她在菜單上給他寫了一篇很美的文字。

　　記者：這場愛情究竟是不是一場美麗的豔遇？

　　（他搖搖頭，不再笑了。他盯著您看，目光炯炯，就好像是杜拉斯的目光一樣。）

　　揚：不，這不是一場美麗的豔遇。這是一件非常……非常神秘的事情。一場相遇。我總想起《廣島之戀》中的那句話：「我喜歡你，多了不起的事啊！」

　　記者：您的書把您解放了出來……

　　揚：啊，不！這本書，是我寄給她的一封信。我重新開始做1980年夏天之前我做的事：還在給她寫信，永遠給她寫信。

　　（文中記者為讓-弗朗索瓦·若斯蘭）

　　譯自法國《新觀察家》週刊1999年9月18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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