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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戰後小林先生教過的學生中,有人說「先生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我回想起在巴學園的時候,經常高高興興地和我們說話的小林先生,想到先生一定是在戰後有太多悲傷的事情,才變得沉默的吧?想到這些,我不禁十分悲哀。而且,如書中所言,小林先生在巴學園的廢墟上擔任國立幼兒園的園長,並擔任國立音樂大學的講師,但是他終於沒能再次創立像巴學園那樣有自己特色的小學,就去世了。一邊看著因為空襲而被烈火吞噬著的巴學園,一邊說「下一次,我們辦一個什麼樣的學校呢」的小林先生,在他當時的熱情再次被喚起之前,就永遠地離去了。

  上面非常簡略地敘述了小林先生的經歷。如果寫得再詳細一點,那就是先生還長期擔任過東洋英和女學院、石井漠舞蹈學校、都立保姆學校、東京都保姆培育所等學校的教師。在巴幼兒園的畢業生中,有女演員池內淳子女士。在巴學園我的學姐中,有女演員津島惠子女士。

  後記寫得很長,這是因為我希望大家更多地瞭解小林先生,就不知不覺加上了這麼多。現在我主持的朝日電視臺的《徹子的小屋》節目,其主製作人是佐野和彥君。佐野君畢業于學藝大學的樂理系,然後開始在電視臺工作,同時,也教小孩子音樂。在教音樂的過程中,他發現了很多疑問,這時候,他聽說「有一位叫做小林宗作的傑出的教育家」,就非常想知道這位教育家是怎樣教學生的,是怎樣的一個人。於是,佐野君這十年以來,向國立學校的有關人士詢問了很多小林先生的事情,認真地做了好多研究。不過,要說到小林先生是如何具體地和孩子們接近,就不得而知了。有趣的是,我在做《徹子的小屋》節目之前,曾經做過好幾年「WideShow」的主持人,從那時起就和佐野君相識了,算來已經有十年之久了。但是,在這期間,我一直不知道佐野君在收集小林先生的資料,而佐野君雖然知道我「受到過一位了不起的校長先生的教育」,但做夢也沒有想到那就是小林先生。當我開始寫「小豆豆」的時候,這才突然揭開了這個秘密。佐野君又驚又喜,激動地跳了起來:「真沒想到,我身邊就有人知道這些事情,我尋找了這麼多年,原來近在眼前……」

  佐野君想要真正地著手收集小林先生的資料,起因是他遇到了一位女士,在小林先生教孩子們韻律操的時候,這位女士給孩子們用鋼琴伴奏。女士告訴佐野君,小林先生曾經對她說:「哎,孩子們是不會那麼走的!」

  就是說,小林先生在提醒這位女士,她不懂得孩子們呼吸的頻率。就是這麼一件事,促使佐野君開始了對小林先生的研究。我真心地希望,通過佐野君對事物纖細敏銳的感覺和他的調查研究,能夠使小林先生更多更詳細的事蹟為人所知。

  出征去了的校工阿良,後來安全地回來了。而且,現在每到十一月三日,阿良總要和我們一起聚會。

  我把這本書的題目命名為「窗邊」,是因為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正流行著「窗邊族」這樣的說法。這個詞給人一種被排除在外圍,而不是處於主體的地位上的感覺。當時我總是站在窗邊等待著宣傳藝人路過。而在第一所學校中,實際上,我隱隱約約地總是有一種被排斥感。所以,我就選擇了這樣的書名。關於「小豆豆」,則在書中已經做了說明。

  能夠出版這樣一本書,我首先要向書中那些美麗又可愛的插圖的作者—岩崎千弘女士表示由衷的謝意。遺憾的是,千弘女士已經在七年前去世了。但是,她留下了大約七千幅優秀的畫作。眾所周知,千弘女士是兒童畫的天才,在世界上,恐怕再沒有任何一位畫家能夠如此生動地表現出孩子們的神態來了。無論孩子們是什麼樣的姿態,千弘女士都能夠生動地描繪出來,而且,她還能清楚地表現出六個月的嬰兒和九個月的嬰兒的不同神態。千弘女士的畫作總是孩子們的好夥伴,期盼著孩子們的幸福。能夠在這本書中採用千弘女士的畫作,是我的夢想。這個夢想能夠實現,對我來說欣喜激動莫過於此。由於我的文章和千弘女士的畫實在吻合得太好了,有的讀者甚至認為「是不是千弘女士在去世之前,特意為這本書畫了幾幅插圖」。當然不是這樣,但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千弘女士一生之中畫過多少孩子、多少天真爛漫的畫像啊!我寫這本《窗邊的小豆豆》,要把一篇篇文章積累到夠一本書的程度,的確很難。因此,我特意在講談社的《年輕女性》雜誌上連載,這樣可以每個月都有一定的截稿日期,迫使我必須完成寫作計劃。從1979年2月到1980年12月,我一直連載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後來將這些文章彙集成書。這期間,為了選擇合適的插圖,每個月我都要去位於練馬區下井神社的岩崎千弘繪本美術館(我也是那裡的理事之一),在副館長松本猛先生(即千弘女士的兒子)和他的夫人由理子女士的幫助下,挑選圖畫。兩年中,每個月都要去那兒,雖然挺不容易的,但也是一個好機會,使我能夠看到千弘女士大量的原作,所以我覺得非常快樂。在此,我要向這兩位年輕的夫婦,還有愉快地應允我使用原畫的岩崎千弘女士的丈夫松本善明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謝。另外,這家美術館的館長,劇作家飯澤匡先生,常常鼓勵磨磨蹭蹭的我說,「快一點兒把小學的事,校長先生的事寫給我們看啊」。在此,我也要向飯澤先生表達我的感謝,謝謝飯澤先生對我的鼓勵。

  當然,以美代為首的巴學園的同學們,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和協作,實在太謝謝你們了。

  早在二十多年前,講談社的加藤勝久先生就發現了我發表在《婦人公論》雜誌上的、關於巴學園的極短的小散文,加藤先生對我說,「寫成一本書怎麼樣」,並且給我帶來了厚厚的一大摞二百字的稿紙。當時我還非常年輕,甚至連「海味」和「山味」都分不清楚,而且,除了在學校裡寫的作文之外,我幾乎沒有寫過什麼東西。加藤先生給了我「自信」,在我的心中播下了「什麼時候寫一寫巴學園」的希望的種子。在這裡,我也要對加藤先生表達我深深的謝意。當時的加藤先生給人的感覺是精明能幹的年輕職員,時隔二十餘年,再見到加藤先生的時候,他已經身居要職,但精明能幹的感覺仍然沒有改變。當時加藤先生給我的稿紙,我沒有寫文章,而是做了別的用途,沒想到二十年後,竟然會有這樣的結局,真是很讓人高興。

  另外,我還要向當時負責《年輕女性》雜誌的長澤明先生兩年來每個月的辛勤忙碌表示感謝。

  還有,我還要對講談社的岩本敬子女士道一聲「謝謝」,她擔任了《窗邊的小豆豆》連載時的準備工作,而且在這次彙集成書的時候,為了使這本書「成為一本好書」而全力以赴地工作。能夠和非常理解巴學園的人士一同工作,真是讓我感到無比的幸福。

  為本書進行裝幀的和田誠先生是一位非常親切的人,迄今為止,我出的書全部都是由他進行裝幀工作。

  就這樣,《窗邊的小豆豆》終於得以與大家見面。雖然巴學園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在大家讀這本書的那一瞬間,巴學園仿佛又恢復了過去的樣子。能夠如此,真是讓我感到無上的快樂。非常感謝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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