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回歸線(41)_亨利·米勒

四一

　　每一件新聞都同等重要，不論是晚禮服的最新款式還是一隻新戰艦、一場瘟疫、一次大爆炸、一項天文學新發現、河堤決口、列車顛覆、炒賣股票、毫無希望的賽馬賭注、處決、攔路搶劫、暗殺等諸如此類的事情。什麼也逃脫不過校對者的眼睛，可是什麼也穿不透他的防彈背心。希爾夫人（從前的埃斯特烏小姐）給印度人阿格哈·米爾寫信，說她對他的工作甚為滿意。

　　「我於六月六日結婚，謝謝你。我們很幸福，我希望在你的神力庇護下我們會永遠很幸福的。我電匯給你……錢……這是獎賞你的……」這個印度人是算命的，他能準確而又神秘地察覺你在想什麼。他會勸導你，幫你擺脫所有煩惱和各種不遂意的事情，「請往巴黎麥克馬洪大道二十號打電話或寫信。」

　　他猜你在想什麼真是猜得棒極了！按我的理解這是說他沒有一回猜錯，從最瑣碎的到最無恥的念頭。這個印度人的時間一定很寬裕。或者是，他只集中精力去猜那些給他匯錢的人的思想。在同一版上我還看到一條標題宣佈「宇宙擴展太快，甚有可能爆炸」，標題底下的照片上是一個頭痛欲裂的腦袋瓜，再下來是一篇關於珍珠的談話，署名是特克拉。他告訴大家，牡蠣可生產兩種珍珠，「野生的」或東方珠和「養」珠。同一天在特裡爾城大教堂裡，德國人在展覽基督的外衣，這是四十二年裡首次把它從樟腦丸中取出，不過沒有提到褲子和背心。還是同一天在奧地利薩爾茨堡，兩隻老鼠出生在一個人的胃裡，信不信由你。一個有名的女電影演員兩條腿搭在一起的照片登了出來：她正在英國海德公園裡休息。下面是一個著名的畫家說，「我承認柯立芝太太有魅力，有個性，即使她丈夫不是總統她也能成為十二位最有名望的美國人之一。」從採訪維也納的亨姆霍爾先生的一篇訪問記中我讀到……亨姆霍爾先生說，「在結束之前我想說，無可挑剔的剪裁和試穿仍是不夠的，好裁縫的手藝只有穿著合適才算。一套衣服必須貼身，可是穿衣人行走或坐下時還要保持線條。」無論何時煤礦--一個英國煤礦裡發生爆炸，請注意，國王和王后准會立即拍來電報表示哀悼。他們還經常去看重要的賽馬，據這篇報道說，儘管那天的比賽是在德比舉行的他們也去了。我相信這番記述，「下起了大雨，使國王和王后吃了一驚。」更令人心碎的還是這樣的消息：「據稱，在意大利那些迫害活動不是針對教會的，然而它們被用來反對教會的某些最敏感的機構。據稱，它們並不反對教皇，只反對教皇的心臟和眼睛。」

　　我得走遍全世界才找得到這樣一個舒服、適意的職位，這幾乎難以置信。在美國，人們往你屁股底下塞爆竹來給你打氣，當時我怎麼能預料到自己這種氣質的人的最理想職位竟是去尋找拼寫錯誤？在那邊你一心只想著有朝一日要當美國總統，可能每個人都是做總統的材料。這兒卻不同了，這兒每個人都只能是一個零蛋，如果你成了名人也是出於僥倖，是一個奇跡。在這兒你能離開你出生的村莊的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一，你的腿被槍打斷或眼珠被打出來的機會卻是一千比一。除非發生奇跡你才會成為將軍或海軍少將。

　　可正是因為機緣對你不利，正因為沒有多大希望，這兒的生活才可愛。過一天算一天。沒有昨天，也沒有明天，晴雨錶永遠不變，旗子始終半升半降。你在胳膊上系一塊黑紗，在紐扣孔裡別一段絲帶。如果你有幸買得起，還可以替自己買一副特輕人造假肢，最好是鋁的，它不妨礙你喝開胃酒、上動物園去看動物或是同時刻準備撲向一塊新鮮的臭肉、沿著林蔭道飛來飛去的兀鷹嘻戲。時光在流逝。如果你不是本地人而且一應證件都全，你盡可以接觸傳染源而不必擔心感染。如果有可能，弄一份校對員的工作更好。這樣，一切都妥了。就是說，假如你淩晨三點往家走時碰巧被騎自行車的警察攔住，你可以朝他們嘛僻啪啪地撚手指。早上市場上最忙亂時你可以買比利時雞蛋，五十生丁一隻。校對員通常不睡到中午不起床，甚至更晚。

　　挑一家緊挨著電影院的旅館就好了，因為你若容易睡過頭，日場電影的開映鈴聲會喚醒你。如果找不到一家緊挨電影院的旅館，挑一家靠近墓地的也行，結果也是一樣的。要緊的是，永遠別洩氣。永遠別洩氣。

　　這也是我每天晚上試圖向卡爾和範諾登耳朵裡灌輸的，這是一個沒有希望的世界，不過用不著洩氣。我仿佛皈依了一種新的宗教，仿佛每天夜裡都向聖母瑪麗亞做一次一年一度、連續九夭的祈禱。我想像不出如果自己當了報紙的編輯或美國總統又能得到什麼好處，我處在一條死胡同裡，這兒既自在又舒服。手裡拿著一份報，我聽著身邊的樂聲、嗡嗡的人說話聲、排字機的叮噹聲，像是有一千隻銀手鍋在通過衣物絞幹機。不時有一隻老鼠從我們腳下跑過，一隻蟑螂從我們面前的牆上爬下來，細嫩的腿靈巧地小心移動著。白天的事件從你鼻子底下滑過，輕輕地、不引人注目，你不時地會遇到一個署名使你想到一隻人手、一種自我主義以及這人的虛榮心。它們安詳地滑過去，像送葬隊列走進公墓大門時那樣。用作抄寫的桌子底下鋪了厚厚的一層紙，一踩上去有點像踏在有一層軟毛的地毯上。範諾登桌下到處灑著褐色的湯汁。十一點左右賣花生的小販來了，他是一個智力有缺陷的美國人，他對自己的命運也挺滿意。

　　我不時收到莫娜的電報說她將坐下一條船來，上面總是說，「信隨後就要。」這種情況延續了九個月，可我從來沒有從乘船來的旅客名單上看到她的名字，僕人也從未用銀盤子托著一封信拿給我，我也就再不指望發生這種事情了。如果她真的來了，她可以在樓下找我，就在廁所後面。也許她會立即告訴我這裡不衛生，一個美國女人對歐洲的第一觀感便是不衛生。如果沒有現代化抽水馬桶她們就無法想像這兒是一個天堂；如果發現一隻臭蟲她們就要馬上給商會寫信。我怎麼啟齒向她解釋我在這兒很滿意？她一定會說我已經墮落了，她這一套我很清楚，她想找一間帶花園的工作室，當然還得有浴盆。她要窮得浪漫，我瞭解她。不過這一回我都替她預備好了。

　　有些天太陽出來了，我走下那條被人來回踏了許多遍的小徑，一邊如饑似渴地思念著她。儘管這種嚴酷的生活也令人滿意，我仍不時會渴望過另一種方式的生活，會臆想如果身邊有個年輕活潑的女人將會發生什麼變化。麻煩的是我幾乎已不記得她的模樣了，也記不得摟著她時是什麼感覺。過去的一切似乎都己沉入大海，我還有記憶力，不過眼前的形象已失去生氣，它們好像死去了、散亂了，像插在泥沼上久經歲月侵蝕的木乃伊。若試圖回憶我在紐約的生活，我想起的只是幾個支離破碎的片斷，這些片斷極可怕，上面還蒙著銅銹。我的整個生命似乎已在某個地方終止了，可是我說不上確切在哪兒。我己不再是美國人、紐約人，更不是歐洲人、巴黎人。我不忠於什麼人，沒有責任、沒有仇恨、沒有憂慮、沒有偏見、沒有激情。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對什麼，我是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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