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回歸線(21)_亨利·米勒

二一

　　傍晚我走近克利希廣場時從那個裝著一條假腿的小婊子面前經過，她日復一日地站在戈蒙宮對面。看起來她還不到十八歲，可我想她已有固定的客人了。午夜過後她用黑假腿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身後是一條小胡同，裡面像一座地獄一樣燈火通明。如今我心情輕鬆地從她身邊經過，不知怎麼搞的她使我聯想起一隻拴在樁上的鵝，一隻肝上患了病的鵝，這樣世人才得以享用它的鵝肝餡餅。帶著那條木腿去睡覺一定很古怪，人們會聯想到各種各樣的事兒——木刺啦等等。行啦，各人對自己的口味就行！

　　沿著聖母街往前走，我碰到佩克奧弗，另一個在報社工作的窮鬼。他抱怨說每夜只能睡三四個鐘頭覺，因為早上八點就得起來到一家牙醫診所去幹活。他幹這個活並不是為了錢，他解釋道，這只是為了替自己買一副假牙。他說，「困得直打瞌睡時看清樣可不容易，可我老婆還以為這差事像吃飯一樣容易呢。

　　她說，我若丟了工作她們咋辦？」可是佩克奧弗對這個工作根本不感興趣，這個工作甚至不允許他花錢。他只好存起香煙蒂，把它再填進煙斗裡抽。他的外套是用別針別在一起的。他有口臭，手上總出汗，可是一夜只睡三個鐘頭。他說，「不該這樣對待一個人，還有我的那位老闆，若是我丟了一個分號他便會把我罵得尿褲子。」說起他老婆，他又補充道，「我的那個女人，我告訴你，她一點兒都不知道感激我。」

　　分手時我設法從他那兒騙了一個半法郎，我想再榨出五十生丁，可是辦不到。不過我弄到手的已足夠喝一杯咖啡，吃一塊月牙形蛋捲了，聖拉紮爾車站那兒有一家供應降價食品的酒吧。

　　碰巧，我在盥洗室裡找到一張音樂會票，於是便像一隻輕鬆愉快的鳥一樣奔戈韋音樂廳去了。引座員臉色難看極了，因為我竟沒有給他一點小費。每次從我身邊經過時他都要徵詢似的看看我，希望我會突然想起這件事來。

　　我已很久沒有同穿著考究的人物坐在一起了，心裡不免有幾分忐忑不安，直到現在還聞得到那股甲醛味。或許謝爾蓋也往這兒送貨，不過謝天謝地，這兒沒有人搔癢。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兒……非常淡。音樂會尚未開始眾人臉上便顯出百無聊賴的神情，這音樂會真是一種禮貌的自我折磨。指揮短短的指揮棒敲響後大家緊張地全神貫注了一陣，隨即便是寂靜無聲——一種單調沉悶的、被管弦樂隊奏出的沉著、不間斷的輕微樂聲反襯出的寂靜。我的頭腦出乎意料地清醒，好像腦殼裡鑲了一千面鏡子。我的神經繃得緊緊的，十分激動，音符像玻璃球在一百萬股水流上跳躍。以前我從不曾餓著肚子去聽音樂會，沒有任何聲響能逃過我的耳朵，甚至最細小的別針落地的聲音也聽得見。好像我沒有穿衣服，身上的每一個毛孔都是一隻窗子，所有的窗子都敞開著，光亮穿透了我的內贓。我可以感覺到這光線就蠟縮在我肋骨的穹窿下，我的肋骨垂在一個空空如也的肚子上，響聲使它顫抖，我不知道這種情形持續了多久，我早已失去時間和地點的概念。仿佛過了很久很久以後出現了一陣半自覺的狀態，與之相抵的是一種平靜感。我感到身體內有一個大湖泊，一個發出彩虹色光輝的湖泊，冷峻得像果凍。這個湖泊上突然形成一個個巨大螺旋，一群群腿細長、羽毛漂亮的候鳥出現了，它們一群群地從清涼的靜止湖面上騰空飛起，從我的鎖骨下飛過，消逝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間裡。然後，緩慢地、異常緩慢地，這些窗子關上了，我的器官也回到原來位置上，猶如一位戴白帽子的老婦在我身體內漫遊。突然，劇院裡的燈全亮了，我發現白色包廂裡的那個男人原來竟是一個頭上頂著一個花盆的女人，起初我還以為這是一位土耳其軍官呢。

　　一陣騷動，所有想咳嗽的人都盡情咳開了，傳來腳在地板上蹭踏發出的聲響、豎起椅子的聲響、人們漫無目標地四處遊逛發出的沒完沒了的嘈雜聲，還有人們展開節目單時發出蹊卒聲——他們裝模作樣地看看便又丟下了，把它亂塞在座位底下。最小的變故亦值得謝天謝地，因為它會分散人們的注意力，使他們不再們心自問自己在想什麼。若是知道自己什麼都不曾想，他們准會發瘋。在刺眼的燈光照射下他們呆呆地互相望著，而且他們逼視對方的目光裡有一種奇怪的緊張感。一聽到指揮又開始了，他們便回到原先的自我強迫狀態中——他們不由自主地搔癢，或是猛地記起了一個擺著圍巾或帽子的櫥窗。他們仍十分清楚地記得那個櫥窗裡的所有細節，可是回憶不起這個櫥窗到底在哪兒了，這使他們大傷腦筋，清醒而又不安。於是他們打起雙倍的精神去聽音樂，因為他們十分清醒，無論樂曲多麼美妙也不能忘懷那個櫥窗和掛在那兒的圍巾或是帽子。

　　這種聚精會神的氣氛感染了會場本身，連樂隊似乎也受到激勵，變得格外精力充沛。第二個節目像最好的壓軸戲似的結束了——它結束得這麼快，音樂嘎然而止，燈打開時有些人像胡蘿蔔一樣戳在座位上，下巴抽搐著。假如你對著他們的耳朵大喊「勃拉姆斯、貝多芬、門捷列夫、黑塞哥維那」，他們會不假思索地回答——4，96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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