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_癌症樓_學達書庫

一四〇

　　「不，哪能呢！女兒死在流效地。戰後我們轉到這裡來。丈夫在這裡第二次被抓走，送進了勞改營。」

　　「這麼說，現在只有您一個人？」

　　「還有一個小兒子。8歲。」

　　奧列格望著她那並沒有顫動起來博取憐憫的臉。

　　是啊，他們所進行的是事務性的談話。

　　「第二次是在1949年？」

　　「是的。」

　　「這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在哪個勞改營？」

　　「靠近泰會特火車站。」

　　奧列格又點了點頭：

　　「明白了。那是湖區勞改營。實際地點可能在勒拿河邊，信箱地址是泰舍特。」

　　「您也到過那裡？？」她遏制不住心中的希望！

　　「沒有，不過那地方我倒是知道。什麼事情都是縱橫交錯的。」

　　「是杜紮爾斯基，您遇見過沒有？……在任何地方都沒碰到過嗎?…」

　　她仍然抱著希望！說不定碰到過……現在馬上就可以談起他的情況……

　　「杜紮爾斯基？……」奧列格咂了咂嘴。「沒有，沒碰到過。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碰到。」

　　「一年寫兩封信！」她抱怨說。

　　奧列格點點頭。一切都正常。

　　「可是去年只來了一封信。在5月份。從那時起就一直沒有！…」

　　她只剩下一線希望了，死死地抱著一線希望。女人畢竟是女人。

　　「這您不要在意！」科斯托格洛托夫有把握地向她解釋。「每個人一年寫兩封信，可您知道合起來有幾千幾萬封？而檢查當局又懶得要命。在斯帕斯克勞改營裡，有一個修爐匠，也是個囚犯，夏天去檢修爐子，結果在檢查處的爐子裡發現近兩百封沒有寄出的信。是他們忘記燒掉的。」

　　儘管奧列格對她婉轉解釋，儘管她也好像早就應該對任何情況都能習慣了，可是此刻她仍然異常驚恐地望著他。

　　人莫非生來如此——永遠也不可能擺脫驚異的本性？

　　「這麼說，小兒子是在流放地生下來的？」

　　她點了點頭。

　　「而現在，得靠您的工資把他撫養成人？要找個好一點的工作哪兒也不接收您？到處遭人責難是不是？你們母子是住在一個什麼小小的窩棚裡吧？」

　　他似乎是在提問，但他的這些問題是無須回答的。一切都是那麼清楚、明白，簡直讓人牙床都咬得發酸。

　　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把自己的一雙由於洗被服、擦地板和在熱水中浸泡變得粗糙的並有不少青紫斑和傷疤的小手，放在一本平裝的、開本小巧雅致的厚書上，書的用紙顯然不是國產的，再邊由於裁切得很早，故有點毛糙。

　　一如果僅僅是窩棚小，那倒問題不大戶她說。「可麻煩的事情是：孩子漸漸長大懂事了，什麼都要問，叫我怎樣教育他呢？把事情的全部真相統統告訴他嗎？要知道，就連大人也會承受不了的！那簡直會把孩子的肋骨也壓斷！要是隱瞞真相，讓他同生活妥協呢？這樣做對嗎？他的父親會怎麼說呢？況且，能瞞得住嗎？要知道，孩子自己會觀察，能看出來。」

　　「把真相統統告訴他！」奧列格果斷地把一隻手掌壓在台玻璃上。他說這話的口氣好像自己曾親手把幾十個孩子撫養大，而且做法無不成功。

　　她曲著兩手的手指抵住頭巾下的太陽穴，憂慮不安地望著奧列格。她的神經受到了觸動！

　　「父親不在，教育兒子可真難啊！要知道，這是需要有固定的生活軸心和指針的，可是這到哪兒去找呢？老是把握不住方向，時而往這邊偏，時而又往那邊斜……」

　　奧列格默然不語。這種情況他過去也聽說過，可不能理解。

　　「這就是為什麼我讀法國的小說，不過只是利用值夜班的機會。我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是故意不談比較重大的問題，當時外界的生活是不是也是這樣殘酷——我不知道，反正我讀著心裡平靜。」

　　「當成麻醉劑？」

　　「當成思賜，」她轉過頭來，由於包著白頭巾，模樣像個修女。「我不知道在我們身邊有什麼書讀了不叫人心煩。有的書把讀者當作傻瓜。有的書倒是沒有假話，作者也因此十分自豪。他們深刻地研究考證某某偉大詩人于一八見幾年坐馬車經過的是哪條村道，他在某一頁上提到過的一位貴婦是誰。也許他最終把這一點解釋清楚也是花了功夫的，可這是多麼四平八穩！他們選擇了一條沒有風險的道路！只不過今天仍在受苦受難的活人與他們全不相干。」

　　她年輕的時候人們可能會叫她利利她。當年她這鼻樑還預料不到自己會出現架眼鏡的凹痕。這姑娘也有過眉目傳情、傻笑打鬧的時刻，她生活中也有過紫丁香、花邊裙和象徵派的詩——任何一個吉賽女郎都沒預言過她將在亞洲某地當勤雜工了結此生。

　　「文學作品裡的一切悲劇，在我看來，同我們經歷的現實相比簡直太可笑了，」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堅持說。「阿伊達還被允許到地牢裡去同親愛的人死在一起。可我們連親人的消息也不讓知道。要是我也到湖區勞改營去……」

　　「您不必去！去了也沒有用！」

　　「…在學校裡，孩子們寫作文，題目有關於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慘的、被斷送的以及還有別的什麼的一生。然而，難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選擇了愛情，並為愛情付出了代價，這是幸福！她是一個自由的、驕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時期有身穿軍大衣、頭戴大蓋帽的人闖過你生在那裡和一直住在那裡的房屋，命令全家在24小時內離開那所房屋，離開那座城市，而且只允許帶你那雙力氣有限的手所能帶的東西呢？……」

　　這雙眼睛所能夠哭出來的淚水，早已經哭幹了，從那裡求必還能流出什麼來。不過，為了發出最後的詛咒，裡邊也許還會燃起熾烈而純淨的火。

　　「…你要是把門打開，招呼路上的行人，說不定他們會從你的家裡買去點什麼，不，還不如說是奶幾個小錢給你買麵包吃，那時，那些嗅到了氣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們什麼都知道，就是沒料到轟雷有朝一日也會劈到他們頭上！——居然毫不知恥地出百分之一的價錢買你母親傳下來的鋼琴，而你那頭上紮著蝴蝶結的小女兒，最後一次坐下來準備彈一首莫紮特的曲子，但卻放聲大哭，跑開了，試想，我還去讀《安娜·卡列尼娜》幹什麼？莫非我自己的這番經歷還不夠嗎…我從哪本書裡可以讀到關於我們的事情？關於我們的事情！難道說真的要過100年不成？」

　　儘管她差不多是在大聲疾呼了，然而多年恐懼的訓練畢竟沒有使她失去控制：她沒有呼喊，這不是呼號。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聽得見她的聲音。

　　是的，也許還有在盆裡坐浴治療的西布加托夫聽得見。

　　在她的敘述中可以看到的跡象並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

　　「列格勒？」奧列格問。「1935年？」

　　「您認出來了？」

　　「你們是住在哪一條街？」

　　「富爾施塔德街，」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緩慢地回答，聲調哀怨但又略帶欣慰。「那您呢？」

　　「紮哈裡耶夫街。就在旁邊！」

　　「就在旁邊……那時您幾歲？」

　　「14歲。」

　　「您什麼也不記得嗎？」

　　「很少。

　　「您不記得？那時就像發生了地震——住宅的大門敞開著，有人過去，拿了東西又離開，誰也不問誰。要知道，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您不記得了？」

　　「不，我記得。但可恥的是，當時我沒有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學校裡向我們解釋，為什麼必須這樣做，為什麼這是有益的。」

　　有如被經繩勒緊了的母馬，這位漸漸變老的護理員把腦袋上下移動著說：

　　「關於圍困時期——誰都會講！關於圍困時期——長篇敘事詩也有人寫！這都是允許的事情。可是圍困時期以前呢，好像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似的。」

　　是啊，是啊。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這樣在盆裡坐熱水浴，卓姐就坐在這個地方，而奧列格也像今天這樣，坐在這張小桌子旁邊，他們在這盞檯燈下交談——不也是談圍困嗎？

　　至於圍困時期以前，那座城市裡似乎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

　　奧列格歎了口氣，彎著臂肘斜托腦袋，心情沮喪地望著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

　　「慚愧，」他輕聲說。「為什麼在災難還沒有臨到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親人頭上時，我們就無動於衷？人的本性怎麼是這樣的？」

　　除此之外，還使他感到慚愧的是，他把感受這樣的折磨著得比帕米爾的頂峰還高：女人要求于男人的究竟是什麼，不能少於什麼？仿佛生活的意義就集中在這一點上。仿佛除此之外，在他的故鄉既沒有苦痛，也沒有幸福。

　　心中感到慚愧，但也舒坦多了。別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沖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在這之前，有那麼幾年，」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回憶道，「曾勒令貴族遷出列格勒。大約也有10萬人，而這曾引起我們特別注意了嗎？其實，當時那裡剩下的算是什麼貴族啊！老的老，小的小，可憐巴巴的。我們明明知道，卻眼睜睜地看著，無動於衷：反正沒碰到我們自己。」

　　「你們也就買了他們的鋼琴？」

　　「可能買下了。當然，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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