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_癌症樓_學達書庫

七〇

　　「那好，您就說說吧。」

　　她照例說話聲音不大，他也把聲音壓低，讓她一個人聽見。魯薩諾夫在睡覺，紮齊爾科繼續看書，波杜耶夫的床位空著，幾乎沒有人能聽到他們的談話。

　　「說來話長啊。況且，我坐著而您站著，我感到很不好意思。這樣跟女同志談話是不合適的。但是，如果這會兒我像士兵那樣站起來在通道上立正，那就會顯得更蠢。您還是在我的床邊上坐下吧，請。」

　　「其實，我倒是該走了，」她說，不過，還是在床治上坐了下來。

　　「您瞧，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我一生中所吃過的苦頭，大多是由於熱衷於民主。我曾企圖在部隊裡樹立民主作風，就是說，允許大家議論。結果，1939年沒選送我進軍官學校，繼續讓我留下當兵。1940年總算到了軍官學校，可是在那裡由於頂撞領導而被清除了出來。直到1941年才勉強畢業於遠東的一個軍士訓練學校。說心裡話，我沒當上軍官可真感到懊喪，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軍官。年輕的時候這樣的事似乎不能不使人難受。不過，我還是把公道看得高於一切。」

　　「有一個跟我很接近的人，」漢加爾特眼睛望著被子說，「差不多也是這樣的遭遇：很有才能，卻始終是普遍一兵。」短暫的停頓、瞬間的沉默掠過他們的腦海，她抬起了眼睛。「不過，您直到今天還是像從前那樣。」

　　「您指的是：很有才能還是普通一兵？」

　　「很會頂撞人。比方說，您跟醫生談話的一貫態度怎樣？特別是跟我。」

　　正如薇拉·漢加爾特所有的談話和動作，她提出這個問題時的態度是嚴厲的，但她的嚴厲十分奇特，可說是整個兒洋溢著一種和諧的美。

　　「我頂撞您？我跟您談話可是畢恭畢敬的。您大概還不知道，這是我最禮貌的談話方式呢。如果您指的是第一天的情形，那是因為您無法想像我當時的處境有多麼困難。我幾乎是奄奄一息了，他們才放我出州境。我來到這裡，不料冬天竟下起了傾盆大雨，我只得把氈靴夾在腋下，要知道，我們那邊已經是相當冷了。我的外套淋透了，簡直可以擰出水來。我把氈靴放在行李寄存處，坐上了電車去老城，那裡我有一個地址，還是在前線時我手下的一個士兵留給的。當時天已經黑了，全車的人都勸我不要去，說是會被人殺了的！1953年大赦之後，所有的流氓和騙子都放了出來，從此再也透不住他們了。而我對於那個士兵是不是還在那裡，心裡也沒有把握，至於那條街在什麼地方，誰也說不上來。於是我就去找旅館。有些旅館的前廳那麼漂亮，我這雙腳走進去自己都會感到難為情。有幾處甚至有地方住，可是只要見到我遞過去的不是身份證，而是流放證明，馬上就回答說：『不行！不行！唉，有什麼辦法呢？死我倒是心甘情願，可為什麼要像條狗似的死在籬笆下面呢？我直接到民警局去，對他們說：『聽著，我縣屬你們管的。你們就安排我過夜好了。』他們支支吾吾地說：『您可以到茶館去過夜，我們一般不去那裡檢查證件。』可是我沒找到茶館，就又回到火車站。睡在火車站上也不行，因為民警要趕。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你們門診部。先是排隊。診斷之後說我必須馬上住院。這麼一來，我就得乘兩趟電車到城市另一端的監督處去。雖然整個蘇聯都有一定的工作時間，可是監督官走開了，根本沒把工作當成一回事兒。他也沒留張字條讓流放人員明白他自己會不會回來。這時我想，如果把證明交給他，那我恐怕就沒法從火車站取回氈靴。於是我就再乘兩趟電車折回火車站。每奔波一次就得花上一個半小時。」

　　「我好像不記得您還帶著氈靴。難道真有嗎？」

　　「您不會記得，因為我就在那兒的火車站上把那雙氈靴賣給了一位大叔。我心裡想，這個冬天我要躺在醫院裡，下一個冬天我反正活不到。賣了氈靴就又去監督處！光是坐電車就花了10個盧布。那邊還有1，000米爛泥路得步行，而我身上疼得厲害，真是一步一挪。不論走到哪兒，都得背著自己的行李袋。謝天謝他，監督官總算回來了。我把流放地所屬州監督處的證明交給他作抵押，並出示你們門診部開的住院證明，他在上面批了『准予住院』這幾個字。於是我就坐車……還不是到你們這兒來，而是去市中心。因為我從海報上看到，那裡正在上演《睡美人》」

　　「噢，原來如此！您倒還能去看芭蕾舞？早知道這樣，我才不會讓您住進來呢！決不!」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這是奇跡！臨死之前還能最後一次去看芭蕾舞！何況，即使不死，我在自己的永久流放地一輩子也看不到芭蕾舞。可是偏偏看不成，活見鬼！劇院臨時把節目換了！《睡美人》換上了《阿古一瓦雷》。」

　　漢加爾特不出聲地笑著連連搖頭。毫無疑問，她對一個垂死病人想看芭蕾舞的奇怪念頭是讚賞的，非常讚賞。

　　「怎麼辦？音樂學院有一位女研究生在舉行鋼琴獨奏音樂會。可是這地方離車站太遠，去那裡連個凳子角也占不到。而雨卻一直下個不停！只有一條路了：到醫院裡來，把我自己交給你們。我坐上車來了，院方說：『沒有床位，只得等幾天了。』可病人們告訴我：等上一個星期也是常有的事。再說，我到什麼地方去等呢？我該怎麼辦？不採用勞改營裡的那套本事，人也就完蛋了。而您那時還打算從我手裡把證明拿走，是不是？……在這種情況下，我該用什麼態度跟您談話？」

　　現在回想起來很有趣，兩個人都覺得可笑。

　　他在講這一切的時候，是不用動什麼腦筋的，心裡卻在想：如果她是1946年醫學院畢業，那麼現在至少是31歲，跟他差不多的同齡人。可是為什麼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在他看來比23歲的卓娘還年輕？不是根據面貌，而是根據靦腆、羞怯的習性給人留下這種感覺。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使人猜測，她也許還沒有…只要仔細觀察，就會根據一些微小的舉動發現她們跟已婚的女子不同。然而，漢加爾特是結過婚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而漢加爾特望著他，也感到奇怪：為什麼他最初給她留下的印象是那麼不友好，那麼粗野。誠然，他目光陰鬱，性情暴躁，但他善於以十分和藹可親的態度看人、說話，就像現在這樣。確切點說，他任何時候都兩種態度兼備，你也無法知道，他會以哪種態度對待你。

　　「關於芭蕾舞和氈靴的事，我現在全明白了，」她笑了起來。「可是那皮靴呢？您豈不知道，您的皮靴是對我們的制度前所未有的破壞？」

　　這時她眯起了眼睛。

　　「又是制度，」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疤痕也被牽動。「要知道，哪怕是在監獄裡，也有放風的規定。我不能不散步，否則我的病根本治不好。你們總不願剝奪我呼吸新鮮空氣的權利吧？」

　　的確，漢加爾特曾看到過他怎樣沿著這個醫療中心的冷僻小徑久久地徘徊：他從被服管理員那裡設法要來了一件女病號長衫，這種衣服因為數量不夠，不發給男病號；軍用皮帶下長衫的皺折從腹部趕向兩側，但長衫的下擺還是常常被扯開。他腳上穿的是皮靴，頭上不戴帽子，黑髮蓬亂，邁著堅定的大步，眼睛望著身前路面的石頭，走到自己規定的界限就轉過身來再走。他總是背著手，而且總是一個人，不跟任何人一起散步。

　　「這幾天尼紮穆特丁·巴赫拉莫維奇就會來查病房，要是他看見您那雙皮靴，您知道會怎麼樣？我會受到通報批評的。」

　　這一次她又不是要求他，而是請求他，甚至帶有央求的意思。她自己也感到奇怪，這甚至不是平等的口氣，而是多少帶點從屬的味道，他們之間所形成的這種口氣是她跟其他病人之間從來沒有過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用自己的爪子碰了碰她的手，勸慰她：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百分之百的可靠保證，他絕對發現不了我的皮靴。即使在穿堂間裡我也不會讓他撞見我穿著靴子。」

　　「可是在林蔭小路上呢？」

　　「在那裡他認不出我就是他這棟樓裡的！如果您願意的話，讓我們來開個玩笑，不妨寫封匿名信，告發我藏有皮靴，讓他帶兩名護理員來搜好了，反正他們永遠也找不到。」

　　「難道寫告密信這種事也能做嗎？」她又眯起了眼睛。

　　還有一點他不能理解：她幹嗎要塗口紅？這只能使她顯得俗氣，破壞了她的清秀。他歎了口氣：

　　「反正有人寫，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而且，是怎麼寫的呀！寫了還能起作用。古羅馬人說：testis unus－testls nullus，一個人證明不能算人證。可是到了20世紀，即使一個人證明也是多此一舉，一個人證也不需要了。」

　　她移開了視線。這種事情是不大好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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