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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多虧了我那個光輝的名字,我們才能在一家本來不肯賒帳給學生的食品雜貨店裡開了個記帳戶頭。然而我的名字卻又在一個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害得我們吃了虧,那就是詹尼要去教書的那所學校:蔭巷小學。

  「當然,本校的薪水是不能同公立學校比的,」校長安妮·米勒·惠特曼女士對我妻子說,接下來她又說了好些話,意思是巴雷特府上對「這方面的問題」反正是不會介意的。詹尼極力想打消校長的幻想,可是除了早就講定的三千五百元年薪以外,她所得到的也就只有那近兩分鐘之久的一連串「呵呵呵」了。詹尼說到巴雷特家的人也得跟別人一樣付房租,惠特曼女士還覺得詹尼真會說俏皮話哩。

  詹尼把這些事情告訴我的時候,我就發揮了想像,提出了一些想法,設想惠特曼女士憑她這——呵呵呵——三千五百元,該可以撈到多多少少好處。但是接下來詹尼卻問我肯不肯退了學來養她,讓她進修教育學課程,好進公立學校任教。我通觀全域,鄭重其事地考慮了大約兩秒鐘,得出了一個簡潔明瞭的結論:

  「扯淡。」

  「看你多會說話,」我妻子說。

  「那我該說什麼好呢,詹厄——也來一個『呵呵呵』?」

  「算了吧。還是跟我學吃意大利麵條吧!」


  我學了。我學會了吃意大利麵條。而詹尼的烹調手法也確實變化無窮,做出來的麵條總是別具風味。靠我們暑期裡掙下的錢,加上她的薪水,另外到聖誕節郵局的忙季我還打算去做一陣夜工,賺些外快,這樣幾下一湊,我們的日子倒也過得去。自然,我們有不少電影沒能去看(她還有不少音樂會沒能去聽),不過我們的收支總算碰頭了。

  收支總算碰了頭,可是我們在生活道路上也處處都走到了頭。我是說,我們兩人的社交生活都起了劇烈的變化。我們還是在坎布裡奇,從道理上說,詹尼也可以跟她音樂圈子裡的朋友呆在一起。但是沒有時間啊。她從學校回到家裡已經筋疲力盡,還得把晚飯做起來(在外邊吃飯是絕對不予考慮的)。我自己的朋友也很知趣,從不來打攪我們。我是說,他們都不來邀請我們,免得我們也非回請他們不可——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們甚至連橄欖球比賽也不看了。

  我是校隊俱樂部會員,本來有資格坐在會員坐的五十碼線處的特座裡。可是一張票要六塊錢,去一次就是十二元。

  「不對,」詹尼跟我爭,「是六塊錢。你別帶我,一個人去好啦。我對橄欖球一竅不通,就聽觀眾嚷嚷『加油呀』,可你卻歡喜這玩意兒,所以我非要你去看不可!」

  「好了,本案到此結束!」我往往就這樣回答她,畢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長。「再說,這個時間我也可以用來學習。」不過,一到星期六下午,我還是會把半導體收音機貼著耳朵,把球迷們的助威呐喊聽上個半天,從地理上說這批球迷離我才一英里地,可是現在他們已經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了。

  在同耶魯比賽的時候,我利用校隊俱樂部會員的特殊權利,給法學院的一位同學羅比·沃爾德弄到了座位。羅比感激涕零地離開我們的住處以後,詹尼要求我再給她講一遍,到底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坐校隊俱樂部會員專座。於是我就再一次給她解釋:不管是老是少,個大個小,社會地位是高是低,凡是在運動場上給堂堂哈佛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人都可以在那兒坐。

  「水裡的也一樣?」

  「體育明星就是體育明星,」我回答說,「地上水裡都一樣。」

  「就是你不一樣,奧利弗,」她說。「你是個『冰凍了的』。」

  我沒有接她這個話茬。我以為這無非還是詹尼弗嘴利,說句俏皮話頂頂你,我也不願意多琢磨她問哈佛大學的體育傳統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含義。譬如說,隱隱約約可能就有這樣的意思:雖然軍人體育場可以容納四萬五千觀眾,可只要是當年的運動員,就會全部去坐在那個特座區裡。全部去坐在那裡。老的,少的。水裡的,地上的——甚至還有「冰凍了的」。那些個星期六的下午,我所以不肯去運動場,難道僅僅就是為了省六塊錢?

  算了,她心裡就是還有什麼別的想法,我也不想去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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