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_奧利弗的故事_埃裡奇·西格爾

三

　　「可就是都看不上眼，是不是？」

　　「倒也不是，有幾位還是挺不錯的，」他說。他這話倒很出乎我的意料。「比如有位裡納爾迪女士，是詹尼念初中時的英語教師……」

　　「哦？」我應了一聲。

　　「她就挺不錯。我們來往過一陣子。她如今早嫁了人了。孩子都有了三個了。」

　　「我看你是根本沒打算想結婚，菲爾。」

　　他望著我，把頭搖搖。「我說奧利弗呀——這樣的好福氣我可是已經享受過一回了。我算是什麼東西，哪裡敢存這樣的妄想——常人一次都難得的好福氣，難道想要上帝賜給我兩次？」

　　說完他好像憋不住把眼光避開了，大概是向我吐露了真情，感到有些後悔吧。

　　到了元旦那天，他簡直是連推帶搡逼著我乘上火車回家的。

　　「別忘了是你親口答應了的，得回去幹你的事了，」他說。

　　「大家彼此彼此，」我也回他一句。

　　「於點兒事有好處哪。真的，奧利弗，好處真大著哪。」他的話說完，列車也就開動了。

　　菲爾的話說得有理。一頭紮進了人家的訴訟案子，我原先鬱積在心中的憤懣便由此而得到了宣洩。我原先總有那麼個感覺，總覺得自己仿佛受了誰的什麼委屈。是社會體制有問題！是天道有虧！因此我就覺得自己應當切切實實做一些事，去糾弊補偏。這樣我同意承辦的案子裡，屬「錯案」性質的也愈來愈多了。要知道，當時我們的百花園裡穢草惡卉還是不在少數的。

　　由於「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一案（384 U.S.436）①的影響，我便成了個大忙人。從該案開始最高法院就確認了：對嫌疑犯務必先講清楚，在尚未清得律師的情況下他有權暫不回答問題。此前也不知有多少人根本還沒有請教過律師，便給匆匆押上法庭審理結案了——我一想起來就激動，真為這些人憤憤不平。利羅伊·西格就是一個例子：我通過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承接下他的案子時，他早就給關在阿蒂卡②了。

　　①這是美國司法史上的一個著名判例，1966年由沃倫主持下的最高法院作出判決。

　　②阿蒂卡：指紐約州的阿蒂卡監獄。

　　這位利羅伊老兄當初之被定罪，依據的是有他簽字的一紙供狀，其實那是經過了長時間的審訊以後，被警方以巧妙的手法套取了去的。（他們也真有辦法——可這是不是合法呢？）他簽下名字的時候，也不清楚這個字簽下去分量有多重，他只求籤了字就能讓他闔會兒眼。他的案子一經提出複審，當時就成了援用「米蘭達」案判例的紐約幾宗大案之一。結果我們終於使他得以出了班房。算是討回了一點公道。

　　「真謝謝你啊，老兄，」他謝過了我，就轉過身去吻他熱淚盈眶的妻子。

　　「不要大激動了，」我應了一聲也就走了——我又不能叫利羅伊·西格把快樂分一點給我。再說，他到底還有個老婆呢。而且，話又得說回來，我們律師私下行話中的所謂「冤包子」，天下也實在太多了。

　　再如桑迪·韋伯也是一個例子。他是跟徵兵局打的官司，為的是出於信仰原因，他要求援例免服兵役。徵兵局覺得事情難辦。桑迪如果是教友派倒也罷了①，可他又不是，所以很難證明他不肯去打仗原因不在於怕死，而是出於他「根深蒂固的信仰」。儘管他明知官司打起來吉凶難卜，桑迪卻還是情願留下來打這場官司，怎麼也不肯逃到加拿大會。他要表明自己是對得起良心的。自己是堅決主張非暴力的。為了他他的女朋友都快急死了。他有個朋友就在劉易斯堡②坐班房，那日子才不好過呢。因此他的女朋友就勸他：我們還是逃到蒙特利爾去吧。他卻說：我要留下來戰鬥。

　　①教友派，又稱公誼會或貴格會，為基督教新教教派之一。創始人福克斯勸誡會徒向「主」祈禱時須作顫粟狀，故會徒被稱作貴格（顫慄者）。該教派反對一切戰爭和暴力，在美國規定教友派成員可以免服兵役。

　　②在賓夕法尼亞州中部，該處有一聯邦監獄。

　　我們戰鬥了。第一次官司沒打贏。我們又提出上訴，這一次到底勝訴了。雖說他還得去一家醫院裡洗上三年碗碟，他卻樂意得不得了。

　　「你真神哪！」桑迪和他的女朋友唱著這麼句歌兒，一齊來跟我擁抱。我回了他們一句：「堅定信心就是勝利，」就一邁腿走了，這屠尤偉業還有待我去擴大戰果呢。我也回頭看過他們一眼，見他們倆在人行道上簡直跳起舞來了。可我就是笑不起來。

　　唉，我心頭只覺得憤懣難言。

　　我就埋頭工作，總是能幹到多晚就幹到多晚。我真不願意下班回家。也不知怎麼，家裡似乎什麼都會浮現出詹尼的影子。就比如那架鋼琴。還有她那些書。我倆一道挑選的那套家具。真的，我心裡甚至還掠過了一絲想搬家的念頭。好在我總要老晚才回到家裡，搬不搬家暫時好像也無所謂。漸漸地，一個人在冷清清的廚房裡獨自吃飯我慣了，一個人聽錄音帶聽到夜深我也慣了——不過詹尼的那張讀書專用椅我是從來不去坐的。我甚至還自己摸索出了一些門道兒，在我們那張空蕩蕩的大床上我也勉強睡得著覺了。所以心裡也就覺得不是非搬家不可了。

　　可是有一天我打開了一扇櫥門，情況就起了突變。

　　那是詹尼的衣櫥，本來我是從來不去碰一碰的，可是那天也不知怎麼，我卻糊裡糊塗打開了這衣櫥門。一眼就看見了她的衣服。詹尼的連衫裙，短上衣，領巾披巾，全在那兒。還有羊毛衫——裡邊有一件還是她中學時代穿的老古董呢，儘管早已穿得都快爛了，她卻一直捨不得丟掉，在家裡還常穿的。一櫥的衣服都在，可就是詹尼不在了。怔怔地瞅著這些遺物，綢的毛的好大一堆，我也真說不上心頭到底是個什麼滋味。反正總依稀有這麼個嚮往吧：我要是去把那件老古董羊毛衫摸一下，是不是就能沾到一點詹尼的嬌軀散落下的屑屑粒粒呢？

　　我把櫥門一關，從此再也沒有去開過。

　　兩個星期以後，菲利普·卡維累裡悄悄來收拾起詹尼的東西，一股腦兒都拿了去。嘴裡還兀自咕噥，說是天主教會裡有個專門幫助窮人的機構，裡邊的人他認識。他借來了一輛送麵包的卡車，好把東西運到克蘭斯頓去，臨走一本正經向我道別：「你要再不搬家，我今後就不來看你了。」

　　說來也怪。屋裡凡能引得我睹物思人的種種東西一旦被他席捲而去以後，我不出一個星期就找到了一套新的住房。新居面積不大，更有點牢房的味道（記得嗎，紐約凡是底層的屋子窗上都是釘了鐵條的）。那其實倒是一幢上等的住宅，正房住的是一位劇院的闊老板，我住的則是半嵌在地下的底層，比起正房來就要差點兒了。他家的漂亮大門門把兒金光鋥亮，不過好在要進他的家門得上一列臺階，所以去他家胡天胡帝的人再多，也打擾不到我。而且我這新居離上班的地點要比以前近多了，到中央公園更是幾步路就到。種種跡象顯然表明，我心靈的創痛看來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平復了。

　　可是我的心裡總還揣著一大塊心病。

　　儘管我這新居四壁都掛上了新的裝飾畫兒，連床也換了一張簇新的，儘管朋友見了我說「老兄，氣色不錯啊」的也愈來愈多了，可是其實我還一直暗暗藏著我那亡妻詹尼的一樣遺物。

　　家裡寫字臺最下面的一個抽屜裡，我還藏著詹尼的眼鏡。而且不是一副，我把兩副全藏在那兒。因為我只要對她的眼鏡看上一眼，就會想起當初透過鏡片便能把我一眼看透的那一對可愛的眼睛。

　　不過除了這一點以外，在其他方面我還是蠻不錯的。所以見到我的人，也個個都毫不猶豫地說我蠻不錯了。

　　「你好，我叫菲爾。我是個烤糕餅的迷。」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聽他這樣趕時髦說這個「迷」字，人家真會當他烤蛋糕是一種業餘愛好，不會想到他可是靠這個手藝吃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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