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的故事(1)_安妮·埃爾諾

一

　　聲稱矛盾是不可構想的，這完全是一種錯誤。實際上，在一個生命體的痛苦中，矛盾甚至是一種真實的存在。

　　——黑格爾

　　我的母親死了，於4月7日星期一，在蓬圖瓦茲（Pontoise）醫院的老年病房。我是在兩年前把她送到那裡的。護士在電話裡說：「您的母親在今天早餐後離世了。」根據護士的推測，大概是在早上十點鐘。

　　她房間的門第一次被敞開著，她已經被擦洗乾淨了。一條白色的帶子從下巴繞過去纏住她的頭，把她臉上那鬆弛的皮膚擠到了嘴邊和眼下。她的身上齊肩蓋著被單，雙手放在裡面。母親看上去特別像一具乾屍。她活著的時候，由於怕她起床會發生意外，護士們特別在她的床的兩側加上了護欄。我想給她換上她先前早已為自己的葬禮準備好的帶有花邊的白色睡衣。護士告訴我，會有服務員給她穿戴打理，她們還會負責把床頭櫃裡的十字架為她擺好，只是現在還缺兩個用來固定十字架的釘子，護士不能肯定是否能找得到這樣的兩顆釘子。

　　不過這無關緊要，因為我現在只不過是想把她的十字架為她放上。在活動桌上，依然擺放著我前一天給她帶來的一束連翹花。護士督促我快去醫院的戶籍科辦理相關的手續。在這期間，有人會整理我母親的遺物。她的遺物很少，因為這裡已經沒有什麼屬於她的東西了，一身女服、一雙夏天穿的藍色皮鞋和一個電動剃刀。正在這時，隔壁一位婦女忽然痛苦地喊叫起來，人們對她的喊叫似乎已經習慣，因為她這樣已有數日了。我真不明白，她身體這麼不好，卻依然活著，而我的母親卻走了。

　　到了戶籍科，一位年輕女職員問我辦什麼事，我告訴她說：「我母親今天上午去世了。」她沒有一絲驚訝，語氣平淡地問：「死在醫院裡還是死在托老院？她叫什麼名字？」女職員從桌上拿起一張表格看了看，然後微笑著說她已經知道了。接著，她出去把我母親的檔案材料拿了過來，然後向我詢問幾個關於我母親的問題，比如她的出生地，以及在她進入託老院之前的住址等。而我知道，這些情況在材料裡已經都有了。

　　回到我母親的房間裡，我看到在她的床頭櫃上放著一個塑料包，裡面裝著她的東西。護士見我回來立刻把清理遺物的單子遞過來讓我簽字。母親在這裡穿過的衣服和用過的東西我都不想帶回去了，除了之前我和父親一起去利雪（Lisieux）朝聖時買的那座小雕像和一個小薩瓦煙囪清掃工木偶，這是安納西（Annecy）的紀念品。看到我已經來了，托老院就可以不必嚴格執行「必須將過世的老人在房間裡停放兩小時」的規定，他們可以把我母親的屍體運到醫院的太平間了。臨走時，我透過玻璃窗看到了和我母親同住一屋的那位老太太，她手裡拿著一隻包坐在那裡，護士們讓她在那裡安心地等待，直到我母親被運往太平間。

　　我的前夫陪我去了殯儀館。在殯儀館的架子上擺放著人造花，後邊放著一些扶手椅和一張矮桌，桌子上還放著幾本雜誌。一位辦事員把我們帶到一間辦公室，訊問了一下老人去世的時間、要下葬的地點，以及是否需要做彌撒等，他一邊問一邊在單子上記著，還時不時地用計算器算著。然後他帶我們進了一間黑屋子，沒有窗戶。進屋後，他開了燈，我們看到屋裡依牆擺放著十幾口棺材。辦事員的態度很認真，鄭重地說：「這裡所有棺材的價格都特別貴」。

　　在所有的棺材中，有三口的蓋子是敞開的。辦事員說這是為了方便顧客挑選棺材裡面襯料的顏色。我選擇了用橡木做的那口，因為母親活著的時候特別喜歡橡木，每次買家具時總是擔心不是用橡木做的。我的前夫勸我買紫紅色襯裡的，因為他記得我母親生前常穿這種顏色的上衣。他為自己還能記得這些感到自豪。我給辦事員簽了張支票，把棺材買了下來。他這裡什麼服務都有，就是沒有預備鮮花，我感到很遺憾。將近中午，我回到家，和前夫一起喝了杯波特酒，這時我感到頭痛，肚子也痛。

　　下午五點左右，我打電話給醫院，詢問他們我能否帶我的兩個兒子再去太平間看一眼我的母親，接線員回答說太晚了，太平間四點半就關門了。我很失望地獨自開車出去，在醫院附近的新街區找到一家在週一營業的花店。花店老闆熱情地接待了我，我說我想買一束白色的百合花，花店老闆和藹地勸我不要買，他說白色的百合花，嚴格來講，是給送小孩子或是年輕姑娘的。

　　葬禮於星期三舉行。那天，我和兒子們、前夫早早就來到了醫院。太平間是一座只有一層的建築，坐落在田邊，沒有任何標記，我們找了好久才找到。到了太平間，一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員示意我們坐在走廊裡等著。我們在貼著牆根擺放的椅子上坐了下來。太平間對面是救護室，門都敞開著。我真想再見母親一面，把我包裡的開著花的兩株小樹枝放到她身上。我們不知道工作人員在封棺前是否還讓我們再看母親一眼。我們在棺材店裡見過的那位工作人員從旁邊的一個房間裡走出來，很有禮貌地示意我們跟著他。我們來到了一間大廳。那是一間寬廣的光禿禿的大廳，水泥地上灑著不知道是從哪裡投射進來的一縷陽光。我的母親已被放進了棺材裡，她的頭朝後，雙手擁著十字架，他們已經把她頭上的白色綁帶撤下去了，為她換上了帶花邊的睡衣，緞面被子一直蓋到了她的胸部。

　　接下來，工作人員告訴我們說告別儀式結束了，並陪我們回到了走廊。我沒有想到儀式如此簡單，時間如此短暫，仿佛他帶我們去見我的母親，只不過是為了向我們證明一下他們的工作做得非常周到，無可挑剔罷了。告別遺體後，我們穿過了新街區，來到了建在文化中心旁邊的教堂。靈車還沒有到，我們就在教堂前等著。我看見在對面超市的牆壁上有人用瀝青寫著「金錢、商品和國家是種族隔離制度的三大支柱」幾個大字。不一會兒，只見牧師走到我們面前非常和藹地問道：「是您的母親嗎？」接著，他又向我的孩子們打招呼，問他們是否還在念書，就讀于哪所大學，等等。

　　一張像小床一樣、包裹著紅絲絨布的東西，擺放在水泥地上的祭台前。一會兒，殯儀館的人把我母親的棺材輕輕地放到了上面。牧師把管風琴樂曲的錄音帶放到了錄音機裡，低緩的音樂響了起來。因為我母親在這裡沒有熟人，所以只有我們自己參加為她做的彌撒。牧師吟誦了《不朽的生命》《我們的姊妹的復活》，他還唱了讚美詩。我真希望這樣的場景就這樣一直持續下去，我想再為我的母親做些什麼，做一些祈禱，唱幾首聖歌。管風琴樂曲重新響了起來，牧師把放在棺材四個角上的蠟燭全部熄滅。

　　靈車啟動了，開往諾曼底的伊沃托（Yvetot），因為我父親就葬在那裡，我要把我的母親葬在我父親的身旁。我開著私家車，兒子們坐在車裡。天氣非常惡劣，一路上，車都在風雨中前行。在路上，孩子們好奇地向我提出一些有關彌撒方面的問題，因為他們之前從未看過，也不知道參加彌撒儀式時應該如何做。

　　在伊沃托，母親家族的人都已經等候在墓地的柵欄門前了。我的一個表妹從老遠就朝我喊道：「什麼鬼天氣呀！好像是十一月天呢！」她這樣說，實際上只是為了打破看著我們走過來而無話可說的尷尬。見面之後，我們一起朝我父親的墓地走過去。父親的墓穴已經被挖開了，旁邊堆起了一座小土丘。殯葬員把我母親的棺材抬過來，當他們用繩子吊著棺材找好位置的時候，他們讓我走到近前，以便看著棺材下到墓穴中。掘墓人手裡拿著鐵鍬，站在幾米遠外等待著。他穿著工作服，頭戴貝雷帽，腳上穿著靴子，青紫色的臉皮，一臉的滄桑。我想上前和他說幾句話，給他一百法郎。我想他可能會拿這個錢去喝酒，不過那也沒關係，反正他是最後一個照顧我母親的人。他的活兒很辛苦，他要用鐵鍬幹整整一個下午才能把墓穴蓋好土。

　　母親娘家的人不願讓我空著肚子回家。我的姨媽在飯店預定了回靈席，於是我留了下來。我覺得這又是一件我可以為母親做的事。飯菜上得很慢，我們談起了工作、孩子，有時也談起我的母親。他們說：「她在這種狀態下多活幾年也沒什麼用，只能更增添痛苦，白白受罪。」大家一致認為她還是死掉了更好。我一直弄不懂他們這些話的意思，不能理解他們的這種態度。我們晚上就回到了巴黎大區，一切都真正地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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