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孩的記憶(22)_安妮·埃爾諾

二二

　　卡拉-納格或迦利，她不想成為蕩婦或怪胎，相反，她想做一個符合培訓要求的好輔導員，跟其他人一樣，沉浸在「同事間真誠以待」的氛圍中。但是，為什麼選擇迦利這樣的兇惡女神形象來指代她，而別的女生輔導員都是花的名字，比如茉莉花、雛菊等，難道不就是想把她排除在外嗎？我不知道她是否在自欺欺人，她是否認為付出就會改變現狀？她為了掩蓋暴飲暴食的惡習，在餐桌上拒絕進食，但卻貪婪地盯著別人的盤子。坐在草坪上吃下午茶時，她終於忍不住狂吞孩子們丟給她的黃油麵包片和木瓜泥，他們不想吃這些東西，所以很樂意分享給她。她強裝對自己辛苦組織的遊戲感興趣，絲毫不敢流露自己的苦惱，她想逃，但是又能逃去哪兒呢？她需要給她帶的十二個孩子編排《胡桃夾子》芭蕾舞劇，讓他們在家長會上表演。家長們都是魯昂港的碼頭工人，他們順便帶來了幾公斤香蕉，她直接把自己填飽。她一直壓抑著自己與所處環境格格不入的感受，不斷約束著自己的行為。

　　維奧萊特，一個很矮的女孩，頭髮卷卷的，很可愛，她直截了當地問我，什麼樣的母親是不稱職的？克勞黛特，總是神經兮兮的，對一切都不滿，在宿舍晚安吻別時猛地抱住了我；瑪麗斯，她對別人總是罵罵咧咧，被罵的時候笑得牙齦都露出來了；還有那個聰明的淡褐色頭髮的女孩，留著平齊式髮型，讀過《小王子》，等等。在我回憶在伊馬雷夏令營負責的十歲至十二歲女孩的臉時，我發現無法讀懂她們的面部表情。我的內心冰冷，拒別人於千里之外。

　　1959年夏天的那個迦利、卡拉-納格是沒有感情的。她拒絕孩子們流露出的感情，自己像牲口一樣，無法對這種感情給予回應，對他們是不公平的。她對危險無動於衷，在休息日獨自穿過樹林去參觀一個小教堂，搭便車。她差點被一條蝰蛇咬傷，因為她沒有戴眼鏡，所以沒有看到，蝰蛇就在離她網球鞋一毫米遠的地方，她寫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被咬了，孩子們讓我回營地，我拖拖拉拉不想回。你能想像嗎？我知道自己有生命危險的時候，也並沒有感覺害怕。」

　　她也不再思考些什麼，仿佛生活在一個神秘感和味道都消失的世界裡。她無法回應現實，只能表達出痛苦的、不恰當的情緒——當她以為自己弄丟了一封尚未打開的母親的信時，差點哭了。

　　歸根結底，她希望自己一直是一個少女，正如在一封關於夏令營十四歲女孩們的信中所寫的那樣：

　　「我真的很羡慕她們。她們不知道現在是最好的年華。不知道自己人生哪個階段是最幸福的，真的很愚蠢。」

　　自我書寫是為了保證人生的延續性，現在再審視這個表達時，發現一個一成不變的缺陷：人們在當下無法理解所經歷的事情，當下的那種未知會攻陷每一句話，每一個說法。被孩子們稱為迦利的女孩，和他們一起在鄉間小路上徒步遠行，唱著「夏令營呀，鮮花盛開的家呀」，她不知道，也無法說明「哪裡出了問題」，她就想大吃大喝。

　　一天下午，她獨自一人在宿舍裡，便從一個女孩的櫃子裡偷了糖果。受害人控訴班裡的其他女孩，最後不了了之。迦利輔導員自然不會被懷疑。一定是另一個女孩，無法抑制衝動，有了偷竊行為。但今天的我仍舊能看到床頭的木櫃，記得宿舍裡的寂靜無聲。任何關於別人偷竊的想法，便不攻自破。我不知道自己偷了多少糖果，只知道當場就把它們吃光。

　　9月初，她接到通知去參加魯昂小學教師師範學院的學士入學考試。雖然她感覺自己關於友誼的口頭表達很優秀，但是她確信自己會因為繪圖測試和潮汐發電廠的總結報告而落選。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她在二十名被錄取學生中排名第二，一共有六十名考生報考呢。她覺得這個排名明確地預示了她的命運。

　　那個9月下午的畫面：我坐在伊沃托家裡自己房間的床上，面對著帶鏡衣櫃，放著施特勞斯的華爾茲——這是父母的朋友送給我的唱片，是為我準備的音樂，那一刻，它與我的勝利太搭配了。我陶醉在成功的純粹喜悅裡，瘋狂地慶祝著成功，伴隨著維也納的音樂，看著鏡子中的自己，仿佛未來與世界就在腳下，在等著我。這是一個盲目的時刻，大錯特錯的時刻，下一刻便是錯誤的開始。

　　那個星期天的晚上，她把師範學校規定的必備行裝分別放置好，每一件都標上了姓名首字母，然後她就躺下睡覺了。她覺得床太短了，夾在粉紅的牆壁之間，小房間的門頂和門底都是敞開的，就像一個柔軟的裝布娃娃的盒子。那一刻，她是否想過她來到了在夏令營時就心心念念的地方了？是否想過她成了師範大學生，就像金髮輔導員那樣？

　　我對師範學校的很多記憶是零碎的：入口門廊、宿舍、食堂、院子和體育館等，都是些經常去的地方。我經常瀏覽的網站能夠提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全景和建築概述。它建於1886年，占地19000平方米，可以俯瞰整個魯昂，直到聖凱瑟琳海岸。這裡有花園、玫瑰園、運動場、階梯教室、音樂舞蹈室。主樓三面圈出庭院，主樓正面延伸出一個玻璃挑棚。學校1990年關閉，損壞嚴重，木蕈長滿各處角落。該省在2014年以400萬歐元的價格將其出售給馬特穆特保險公司，後者後來把它打造成了一個集四星級酒店、會議中心、公園等為一體的建築群。一張照片顯示，一樓的窗戶被磚頭封住，其他樓層的玻璃破損不堪，處處雜草叢生。

　　我並未感到一絲絲悲傷。

　　這座建築於我而言，變成了一座金光閃閃的監獄，一個令人窒息的繭。可是開始的時候，卻並非如此。1960年2月，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六下午，我拎著行李箱沿著鳥場街一直走到火車站，滿心雀躍。我不自覺地認為這個地方華麗宏偉，設施豐富，總之，這個機構的完美，一定讓師範生安妮·杜切斯內興奮不已，讓她覺得這個地方的地位高於夏令營。毫無疑問，她向父母詳細描述了這裡的一切，尤其是向父親，讓他為女兒生活在這樣一個福地而感到開心。她描述了豐盛多樣的飯菜，十點鐘提供的黃油餅乾，宿舍的中央供暖，免費的各種福利，從卡介苗到換鞋底，還有學年末發放的津貼。（回憶這種美好的、有計劃的自給自足，讓我理解了蘇聯體制的性質，後來也理解了很多俄羅斯人為什麼對此十分懷念。）

　　她十九歲才開始住校，但她很快就習慣了這個基本全由女性組成的小小世界的嚴格管控。只有歷史老師和尼古拉兩個男人，尼古拉擅長修修補補，但是長相醜陋。每天早上，透過隔板的下端，她都能看到隔壁女孩光著腳丫子洗衣服。從早到晚，滿眼都是女孩子，悲傷和厭煩，混雜著反感，慢慢在心中聚集。當她掀開廁所垃圾桶的蓋子，看到陌生人扔的帶血的衛生巾，噁心不可遏制——她已經一年多沒有看到過這個東西了。

　　R也參加了考試並被錄取，但她可以像其他一些住在魯昂或其郊區的學生一樣，當走讀生。我見過她了，在一個新的環境中，老同學的存在給人一種安全舒服的感覺。這種曾經同窗的記憶從一開始就讓我們之間形成一種默契，一起對其他女孩和學校品頭論足。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