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夜曲(2)_石黑一雄

二

　　▼傷心情歌手

　　我發現托尼·加德納坐在遊客當中的那天早上，春天剛剛降臨威尼斯這裡。我們搬到外面廣場上來剛好一個星期——跟你說，真是松了口氣，在咖啡廳的最裡面演奏又悶又擋著要用樓梯的客人的路。那天早上微風習習，嶄新的帳篷在我們身邊啪啪作響，我們都覺得比平時更加愉悅和精神，我想這種心情一定反映在我們的音樂裡了。

　　瞧我說得好像我是樂隊的固定成員似的。事實上，我只是那些個「吉卜賽人」中的一個，別的樂手這麼稱呼我們，我只是那些個奔走於廣場、三個咖啡廳的管弦樂隊裡哪個缺人，就去哪裡幫忙的人中的一個。我主要在這家拉弗娜咖啡廳演奏，但若遇上忙碌的下午，我就要先和誇德裡的小夥子們演奏一組，然後到弗洛裡安去，再穿過廣場回到拉弗娜。我和這三支樂隊都相處得很好——和咖啡廳的服務生們也是——在別的哪個城市，我早就有固定職位了。可是在這裡，傳統和歷史根深蒂固，事情都倒過來了。在其他地方，吉他手可是受人歡迎的。可是在這裡？吉他手！咖啡廳的經理們不自在了。吉他太現代了，遊客不會喜歡的。去年秋天，我弄來了一把老式橢圓形音孔的爵士吉他，像強哥·萊恩哈特^①彈的那種，這樣大家就不會把我當成搖滾樂手了。事情容易了些，可經理們還是不喜歡。總之，實話告訴你吧：倘若你是個吉他手，就算你是吉他大師喬·帕斯，也甭想在這個廣場找到一份固定工作。

　　﹛① 二十世紀歐洲爵士吉他巨匠，吉卜賽人，出生於比利時。﹜

　　當然了，還有另外一個小小的原因：我不是意大利人，更別說是威尼斯人。那個吹中音薩克斯風的捷克大個子情況和我一樣。大夥兒都喜歡我們，樂隊需要我們，可我們就是不符合正式要求。咖啡廳的經理們總是告訴你：閉上你的嘴，只管演奏就是了。這樣遊客們就不會知道你不是意大利人了。穿上你的制服，戴上你的太陽鏡，頭髮往後梳，沒有人看得出來，只要別開口說話。

　　可是我混得還不錯。三支樂隊都需要吉他手，特別是當他們與競爭對手同時演奏的時候，他們需要一個輕柔、純淨，但是傳得遠的聲音作背景和絃。我猜你會想：三支樂隊同時在一個廣場上演奏，聽起來多混亂啊。可是聖馬可廣場很大，沒有問題。在廣場上溜達的遊客會聽見一個曲子漸漸消失，另一個曲子漸漸大聲，就好像他在調收音機的台。會讓遊客們受不了的是你演奏太多古典的東西，這些樂器演奏版的著名詠歎調。得了，這裡是聖馬可，遊客們不想聽最新的流行音樂。可是他們時不時要一些他們認得的東西，比如朱莉·安德魯斯^①的老歌，或者某個著名電影的主題曲。我記得去年夏天有一次，我奔走於各個樂隊間，一個下午演奏了九遍《教父》。

　　﹛① 英國著名電影和舞臺劇演員、歌唱家。﹜

　　總之就是在這樣一個春天的早晨，當我們在一大群遊客面前演出的時候，我突然看見托尼·加德納，獨自一人坐在那裡，面前放著一杯咖啡，差不多就在我們的正前方，離我們的帳篷大概只有六米遠。廣場上總是能看見名人，我們從來不大驚小怪。只在演奏完一曲後，樂隊成員間私下小聲說幾句。看，是沃倫·比蒂^①。看，是基辛格。那個女人就是在講兩個男人變臉的電影裡出現過的那個。我們對此習以為常。畢竟這裡是聖馬可廣場。可是當我發現坐在那裡的是托尼·加德納時，情況就不一樣了，我激動極了。

　　﹛① 美國著名演員、導演。﹜

　　托尼·加德納是我母親最喜愛的歌手。在我離開家之前，在那個共產主義時代，那樣的唱片是很難弄到的，可我母親有他幾乎所有的唱片。小時候我刮壞過一張母親的珍貴收藏。我們住的公寓很擠，可像我那個年紀的男孩子有時就是好動，尤其是在冬天不能出去的時候。所以我就從家裡的小沙發跳到扶手椅上這樣玩，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了唱片機。唱針「嗞」的一聲劃過唱片——那時還沒有CD——母親從廚房裡出來，沖我大聲嚷嚷。我很傷心，不是因為她沖我大聲嚷嚷，而是因為我知道那是托尼·加德納的唱片，我知道那張唱片對她來說多麼重要。我還知道從此以後，當加德納輕聲吟唱那些美國歌曲時，唱片就會發出「嗞嗞」的聲音。多年以後，我在華沙工作時得知了黑市唱片，我給母親買了所有的托尼·加德納的唱片，代替舊的那些，包括我刮壞的那一張。我花了三年才買齊，可我堅持不懈地買，一張張地買，每次回去看望她都帶回去一張。

　　現在你知道當我認出托尼·加德納時為什麼會那麼激動了吧，就在六米以外啊。起初我不敢相信，我換一個和絃時一定慢了一拍。是托尼·加德納！我親愛的母親要是知道了會說什麼啊！為了她，為了她的回憶，我一定要去跟托尼·加德納說句話，才不管其他樂手會不會笑話我，說我像個小聽差。

　　但是我當然不可能推開桌椅，朝他沖過去。我還得把演出演完。跟你說，真是痛苦極了，還有三四首歌，每一秒鐘我都以為他要起身離開了。可是他一直坐在那裡，獨自一人，盯著眼前的咖啡，攪呀攪，好像搞不清楚服務生給他端來的到底是什麼東西。他的裝扮與一般的美國遊客一樣，淺藍色的套頭運動衫、寬鬆的灰褲子。以前唱片封面上又黑又亮的頭髮如今幾乎都白了，但還挺濃密，而且梳得整整齊齊，髮型也沒有變。我剛認出他時，他把墨鏡拿在手裡——他要是戴著墨鏡我不一定能認出來——但是後來我一邊演奏一邊盯著他，他一會兒把墨鏡戴上，一會兒拿下來，一會兒又戴上。他看上去心事重重，而且沒有認真在聽我們演奏，讓我很是失望。

　　這組歌曲終於演完了。我什麼也沒有對其他人說，匆匆走出帳篷，朝托尼·加德納的桌子走去，突然想到不知如何與他攀談，心裡緊張了一下。我站在他的身後，他的第六感卻讓他轉過身來，看著我——我想這是出於多年來有歌迷來找他的習慣——接著我就介紹自己，告訴他我多麼崇拜他，我在他剛剛聽的那個樂隊裡，我母親是他熱情的歌迷等等，一古腦兒全都說了。他表情嚴肅地聽著，時不時點點頭，好像他是我的醫生。我不停地講，他只偶爾說一聲：「是嗎？」過了一會兒我想我該走了，轉身要離開，突然聽見他說：

　　「你說你是從波蘭來的。日子一定不好過吧？」

　　「都過去了。」我笑笑，聳了聳肩。「如今我們是個自由的國家了。一個民主的國家。」

　　「那太好了。那就是剛剛為我們演奏的你的同仁吧。坐下。來杯咖啡？」

　　我說我不想叨擾他，可是加德納先生的語氣裡有絲絲溫和的堅持。「不會，不會，坐下。你剛才說你母親喜歡我的唱片。」

　　於是我就坐了下來，接著說。說我的母親、我們住的公寓、黑市上的唱片。我記不得那些唱片的名字，但我能夠描述我印象中那些唱片套子的樣子，每當我這麼做時，他就會舉起一根手指說「哦，那張是《獨一無二》。《獨一無二的托尼·加德納》」之類的。我覺得我們倆都很喜歡這個遊戲，突然我注意到加德納先生的視線從我身上移開了，我轉過頭去，剛好看見一個女人朝我們走來。

　　她是那種非常優雅的美國女人，頭髮優美，衣服漂亮，身材姣好，不仔細看的話不會發現她們已經不年輕了。遠遠地看，我還以為是從光鮮的時尚雜誌裡走出來的模特兒呢。可是當她在加德納先生身旁坐下，把墨鏡推到額頭上去時，我發現她至少五十了，甚至不止。加德納先生對我說：「這位是我的妻子琳迪。」

　　加德納太太朝我敷衍地笑了笑，問她丈夫：「這位是誰？你交了個朋友。」

　　「是的，親愛的。我們聊得正歡呢，我和……抱歉，朋友，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揚，」我立刻答道。「但朋友們都叫我雅內克。」

　　琳迪·加德納說：「你是說你的小名比真名長？怎麼會這樣呢？」

　　「別對人家無禮，親愛的。」

　　「我沒有無禮。」

　　「別取笑人家的名字，親愛的。這樣才是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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