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經典(82)_卡爾維諾

八二

　　▼帕維塞①與人祭

　　﹛①帕維塞（Cesare Pavese，1908—1950），意大利作家。意大利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文化過渡到大戰後新民主文化階段文人投入政治、社會的代表人物，終其一生都在對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的分析中掙扎。1950年自殺。為埃伊納烏迪出版社中堅分子。——譯注﹜

　　帕維塞的每一本小說都圍繞著一個隱藏的主題，某件未言之事其實是他真正想說的，卻只能通過緘默表達出來。他在這項事物的周遭建構一系列可見的符號，一些被說出來的話語：而每一項符號也都具有秘密的一面（一個多價或無法表達的意義），這一面比它明顯的面向更重要，不過這些符號真正的意義存在於它們與那個未言明主題的關係中。

　　《月亮與營火》是帕維塞的小說中充滿最多象徵符號、自傳主題與專斷陳述的。或許過度了：仿佛從他沉默寡言與輕描淡寫的典型敘事風格中，浮現大量的溝通與呈現，將短篇故事轉化為長篇小說。不過帕維塞寫作這部作品的真正野心，並不只是創造出一部成功的小說：書中的一切會合在單一的方向，意象與類比強調的是單一的執念：人祭。

　　這並不是一時興起。將人種學及希臘羅馬神話與他自身的私人傳記及文學成就聯繫在一起，始終是帕維塞計劃的一部分。他對於人種學作品的熱衷，源自于他年輕時讀過的一部具有強烈吸引力的作品：弗雷澤（Frazer）的《金枝》，這部作品已被弗洛伊德、勞倫斯與艾略特證明為重要之作。《金枝》可以說是尋找人祭與火焰慶典根源的世界之旅。在帕維塞的《與雷烏寇的對談》裡，這些主題會再次浮現在他對神話的重新呼喚中：這部作品中關於鄉間儀式與死亡祭儀的段落，為《月亮與營火》鋪路。帕維塞對於這個主題的探索也以《月亮與營火》結束：這本書寫於1949年的9—11月間，在1950年的4月出版，四個月之後，作者便自盡了，在那之前，他在最後所寫的其中一封書信裡回憶了阿茲特克的人祭。

　　在《月亮與營火》中，第一人稱的敘事者在美國致富後，回到故鄉的葡萄園；他在尋找的不只是對於那個地方的記憶，或是重新融入那個社會，亦非為了報復成長過程中的貧困。他在尋找的是一個村莊之所以是一個村莊的原因，也就是將地方與名字及世代聯繫在一起的秘密。這位「我」沒有名字並非偶然：他是收容所裡的棄嬰，被貧農當成廉價勞工帶大；長大之後，他移民到美國，在那裡，「現在」有較少的根在過去，每個人都只是過客，他毋需解釋自己的名字。現在，回到他故鄉那個未曾改變的世界，他想要發現在那些鄉間影像之後的真正本質，這些影像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現實。

　　帕維塞作品中隱晦潛在的宿命論只有在以下的意義中是意識形態的，也就是他將宿命論視為不可避免的終點。他出生在下皮埃蒙特的山丘地帶，這個地方不只因為葡萄酒及松露而聞名，這裡具有地方性的絕望危機也是著名的，不斷折磨著農家。我們可以說，每個星期當中，都靈的報紙總會出現農夫上吊或投井自盡的報道，或者是（像在這本小說中間所敘述的插曲）農夫放火將農舍給燒了，他自己、他的家人和家畜全在裡面。

　　當然，帕維塞並不僅僅是在人種學中尋找這種自毀性絕望的原因：帕維塞在小說中將這些山谷中獨立小農的社會背景以其不同的階級描繪出來，並且帶有自然主義小說的社會完整性。（換句話說，這是帕維塞覺得與自己的小說全然相反的文學類型，他以為自己可以避免或是併吞它的領地。）這名棄嬰的成長過程是農工（servitore di campagna）的成長過程，沒有多少意大利人瞭解這個詞，除非是住在皮埃蒙特一些最貧困地區的居民——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很快不再需要瞭解這個詞了。這名男孩處於有薪工人之下的階層，在小農或佃農的家裡工作，只有膳食，而且只能睡在穀倉或馬廄裡，再加上極少的季度或年度紅利。

　　對帕維塞來說，認同一個和自身經歷全然不同的經驗，只不過是他主要詩作主題中許多隱喻的其中之一：也就是他被排除在外的感覺。這本書中最出色的幾個章節，描述兩個不同節慶的經驗：有一次他絕望地待在農場，錯過了歡樂，因為他無鞋可穿；另一次則是年輕的時候，他必須駕馬車送主人的女兒去參加節慶。存在的活力在節慶中被稱頌，並且被釋放，社會的屈辱感現在要求報復，所有這一切都讓這些段落顯得生動，其中混合了帕維塞所研究的不同層次的知識。

　　對於知識的渴望驅使主角回到他的村莊；在這場追尋當中，我們可以區分出三個層次：記憶的層次、歷史的層次與人種學的層次。帕維塞立場的一個典型特徵是，在後兩個層次中（歷史政治的層次與人種學的層次），只有一名角色充當敘事者的指引。木匠奴托是當地樂團的單簧管手，是村裡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注意到世界不公，而且知道世界可以改變，不過他也繼續相信月亮的圓缺對於不同的農業活動來說是必要的，還相信在聖約翰節可以「重新喚醒土地」的營火。在這本書中，革命歷史與這個神話的、儀式的反歷史具有同樣的臉孔與聲音。這個聲音只從他的齒縫間喃喃發出：奴托是最封閉、緘默與難以捉摸的人物了。這與公開表白正好相反；整部小說就在於主角試著從奴托嘴裡擠出話來。可是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帕維塞才真正說話。

　　帕維塞提到政治時的語氣總是有點過於唐突與犀利，仿佛他正在聳肩，因為一切已經明白，不需要再多費言辭。不過沒有什麼是能真正被瞭解的。帕維塞的「共產主義」與他對於人類史前及不受時間影響的過去的尋回，這兩者的聯繫還一點也不清楚。帕維塞清楚地意識到，他所研究的主題，已經被二十世紀的頹廢主義嚴重損害了：他知道，如果說有一樣東西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那便是火。

　　戰後回到故鄉的這個人，將影像記錄下來，遵循的是一條隱形的類比之線。在他同代人脆弱的記憶中，歷史的符號（河流仍然偶爾會將法西斯主義者與遊擊隊員的屍體帶到河谷中）與儀式的符號（每年夏天營火在山丘上燃起）失去了重要性。

　　他主人那位漂亮卻粗心的女兒桑堤娜怎麼了？她真的是法西斯主義者的間諜？或是站在遊擊隊那一邊？沒有人可以肯定地回答，因為驅使她的是耽溺於戰爭深淵的曖昧欲望。尋找她的墳墓是沒有意義的：遊擊隊員在射殺她之後，用葡萄的嫩枝將她埋葬，並且放火燒了她的屍體。「到了中午，全都化成一堆灰燼。大約一年前，它的痕跡還在，就像是營火堆。」

　　1966年

　　（本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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