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經典(65)_卡爾維諾

六五

　　加達對他所處的社會極盡嘲諷之能事，對墨索里尼深惡痛絕（這本書用諷刺的語氣，提到墨索里尼剛毅的下巴，由此可證），在政治方面，加達與任何形式的激進主義是完全不同的，他是一個奉公守法、想法穩健的人，懷念不久前穩當的行政制度，也是一位優秀的愛國者，先前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是位審慎的軍官而飽受折磨，一些由即興的解決方案、辦事不力或野心過大所造成的損失，讓他不斷感到憤慨。《梅魯拉納大街上的慘案》的情節應該是發生在1927年，也就是墨索里尼獨裁的開端，在書中，加達並不只是喜歡對法西斯主義加以簡單的諷刺描寫：他非常詳盡地分析，若是不尊重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對日常的司法審判會產生何種後果（和《論法的精神》作者的關聯顯而易見）。

　　加達不斷需要具體與詳細的事物，他對於現實的胃口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在他的作品中產生了某種充血、高血壓，甚至是堵塞。他的角色的聲音、感覺與他們潛意識的夢想，混合了作者不斷的出現，包括他忍無可忍的爆發、他的諷刺與文化影涉的緊密網絡。如同腹語術的表演，在同一段論述裡，所有的這些聲音都彼此覆蓋，有時在同一個句子中，會出現語調上的改變、變調與假聲。通過小說呈現出來的豐富材料，以及作者讓它超載的過度緊湊性，小說的結構從內在改變。這個過程中的存在與智性創傷都變得不明顯，而喜劇、幽默、古怪的變形都形成了這位作者自然的表達方式，他總是活得很不快樂，為神經官能症、困難的人際關係以及對於死亡的恐懼所折磨。

　　他開始寫作時並沒有在形式上創新的計劃，並不打算革新小說的結構：他的夢想是遵循所有的規則，以建構堅固的小說，不過他從不設法將它們完成。好幾年當中，他會讓這些作品處於未完成的狀態，而就在他放棄將它們完成的希望後，他便決定予以出版。我們會覺得，若是再增加幾頁，便可以讓《與憂傷相識》或是《梅魯拉納大街上的慘案》的情節圓滿完成。至於其他的小說，他會將它們切成短篇故事，即使是將不同的斷章殘篇拼湊起來，也無法再恢復它們的原狀了。

　　《梅魯拉納大街上的慘案》講述的是警方對兩樁案件的調查，一樁是小案件，另一樁則令人毛骨悚然。它們都發生在羅馬市中心的同一棟建築裡：一名尋求慰藉的寡婦被搶走了珠寶，另一名因為不孕而鬱鬱寡歡的已婚婦人則是被刺死。在這本小說中，對於失敗母性的執迷是很重要的：莉莉安娜·巴度齊太太的周遭圍繞著她的養女，直到她為了某種原因離開她們為止。莉莉安娜這個人物即使變成受害者，也仍是主導人物，而她在周圍所散發的女人國氣氛，開啟了關於女性氣質的朦朧觀點。面對這股神的自然力量，加達表達了他的困惑。在這些篇幅中，對於女性生理的思索結合了地理及遺傳的隱喻，以及羅馬起源的神話，羅馬通過對薩賓婦女的強暴保證了它的延續性。將女性簡約至繁衍功能的傳統反女性主義，在此處以非常赤裸的方式被表達出來：這是在模仿福樓拜的《成見字典》？或是因為作者也同意這些觀點？若是要更精確界定這個問題的話，我們便必須考慮到兩方面情形，一方面是歷史的，另一方面則是與作者的心理相關。在墨索里尼掌權時，官方宣傳不斷灌輸一種觀念，也就是意大利人的主要責任，便是為祖國生小孩；只有那些子女眾多的父母才值得尊敬。加達這位單身漢一面對女性，便害羞得動彈不得，這種對於繁衍的頌揚讓他飽受折磨，而且覺得被排除在外，讓他在吸引與憎惡之間徘徊。

　　這種吸引與憎惡使得作者在描繪喉嚨被恐怖地割開的女性屍體時，像是一幅聖徒殉難的巴洛克繪畫，這是書中高明的段落之一。警察局長英格拉法洛對案件的調查特別感興趣，這是基於兩個原因：首先，因為他認識（而且想要）那個女人；其次，因為他是一個從小接受哲學洗禮的南方人，對於科學懷抱熱情，也對一切與人性相關的事物相當敏感。就是他將原因的多樣性上升為理論，這些多重原因共同作用才會出現某種結果，而在這些原因當中（他的閱讀顯然也包括弗洛伊德在內），他也總是將性包含在內，不管是以何種形式出現。

　　如果說英格拉法洛警官是作者的哲學發言人的話，那麼加達在心理與詩意的層面上，也與另一個角色認同：一名房客，退休公務員安傑洛尼，由於在回答問話時表現笨拙，立刻變成嫌疑犯，儘管他是全世界最無害的人了。安傑洛尼是名內向、憂鬱的單身漢，在古羅馬的街道上踽踽獨行，只容易受到美食的誘惑，或許也容易受到另一項惡習的誘惑：他喜歡在熟食店訂購熏火腿與乳酪，然後由穿短褲的男孩送到他的門前。警方在尋找其中一名男孩，他或許是強盜的共犯，或許也參與了謀殺。像安傑洛尼這麼盡力維護自己名聲與隱私的人，顯然很害怕被指控具有同性戀傾向，所以接受問話時結結巴巴的，話中出現許多遺漏與矛盾，使得他最後被逮捕。

　　警方較認真懷疑的是被害婦女的侄子，他必須解釋自己為什麼擁有一個寶石金墜子，其中的碧玉取代了蛋白石，儘管這看起來很像是障眼法。另一方面，對於竊案的調查似乎搜集到更有希望的線索，調查的地點從首都移到了阿爾班山丘上的村莊（因此，這裡變成了憲兵的地盤，而不是市警的），他們在尋找一名小白臉電工，迪歐梅德·朗齊亞尼，他從前總會去拜訪擁有眾多珠寶的纏人寡婦。在村莊裡，我們找到許多女孩的蹤跡，莉莉安娜在她們身上慷慨付出母愛。憲兵也在那裡發現寡婦遭竊的珠寶被藏在床下的便盆裡，此外他們還找到另外那名被害婦女的首飾。對於這些珠寶的描繪（如同先前對於那鑲有蛋白石或碧玉的墜子的描繪），不只是一位風格大師的高超表現，它們也為被描繪出來的現實添加另一個層次：除了語言學、語音學、心理學、生理學、歷史、神話與美食的層次，我們還有這個礦物的地下世界層次，關於被藏起來的寶藏，這個層次將地質學歷史與無生命物質的力量捲入齷齪的罪行中。加達將角色的心理與精神病理的死結，緊綁在對於珠寶的擁有上：包括窮人的強烈羡慕，以及加達界定為「受挫女人的典型精神病」，那讓不幸的莉莉安娜給她的「小孩」大量珠寶。

　　小說第一個版本中的第四章原本可以幫助我們澄清謎底的（小說的第一個版本以連載的方式於1964年在佛羅倫斯的月刊Letteratura中發表），可是當作者將這部小說以書籍的形式出版時（1957年由加贊提出版社出版），他將這一章給刪去了，因為他不想太早表明他的真實目的。在這一章中，警長質詢莉莉安娜的丈夫關於他與薇吉妮雅的關係，薇吉妮雅是他們很有野心的養女之一，她的個性特徵包括同性戀傾向（環繞在莉莉安娜與她的女性環境的同性戀氣氛被加以強調）、缺乏道德、貪財，而且具有社會野心（她變成養父的情人，只是為了向他敲詐），還有強烈的仇恨（她會一面用菜刀切烤肉，一面口出惡言威脅）。

　　那麼，兇手便是薇吉妮雅嗎？如果我們讀了最近被發現、並且被刊載的一份未曾發表的文件的話（《富人公寓》，都靈：埃伊納烏迪出版社，1983年），那麼所有的疑問都會一掃而空。這是一份電影腳本，寫作時間大約與加達寫作這本小說的初稿同時：或是不久之前，或是不久之後。在其中，整個情節都得到充分發展與澄清。（我們也得知，犯下搶案的並不是迪歐梅德·朗齊亞尼，而是艾內亞·雷塔莉，她為了拒捕，便向憲兵開火，結果被擊斃。）這份腳本（與1959年哲密改編自小說的電影沒有關係，而且加達也沒有參加）從來沒有被製作人或導演所採用，這並不奇怪：加達為電影寫腳本的想法很天真，他總是不斷地倒敘，以顯露角色的想法與背景細節。對我們來說，閱讀這份腳本是很有趣的經驗，因為我們可以把它當成小說的草稿，不過它並沒有成功地在行動或心理上產生真正的張力。

　　簡而言之，問題並不在於「誰幹的」，因為在小說的一開始作者便告訴我們，導致罪行的是圍繞在受害者四周的「力場」；是以受害者為中心的「命運旋渦」，她的境遇與其他人境遇的關係，編織出由事件構成的網絡：「由力量與可能性所構成的系統圍繞著每個人，它通常被稱為命運。」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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