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經典(64)_卡爾維諾

六四

　　▼加達：《梅魯拉納大街上的慘案》

　　卡洛·艾米洛·加達在1946年開始寫作《梅魯拉納大街上的慘案》時，心裡所想的是一部偵探小說，不過也是一部哲學小說。偵探情節的靈感來自於當時發生在羅馬的一樁罪行。而哲學小說則是根據小說一開始便陳述的一項概念：如果我們為每一個結果只尋找一個原因，那麼什麼都不能獲得解釋，因為每一項結果都由許多不同的原因所決定，而每一個原因的背後又有許多原因。因此，每一樁事件（例如罪行），就像是百川納入的旋渦，每一股水流都由不同的水源所驅動，在追尋真理的過程中，每一項都不能被忽視。

　　世界是「包含眾多系統的系統」，這樣的視野在加達的一本哲學筆記本中得到闡釋，而這本筆記是人們於他死後在他的文件中找到的（《米蘭沉思錄》）。作者從他最喜歡的哲學家出發，包括斯賓諾莎、萊布尼茲、康德，建構出他自己的「方法論」。系統中的每一項元素，本身也是一個系統；每一個單一的系統都連結到它所屬的譜系的系統；而一項元素的改變則意味整個系統的改變。

　　不過更為重要的是，這項認知哲學如何被反映在加達的風格中：這首先反映在語言當中，他的語言融合了通俗與博學表達方式，內心獨白與反復推敲的散文，以及不同的方言與文學引文；其次是他的敘事組合，其中，微小的細節呈現巨大的比例，最後佔據了整個畫面，從而掩蓋全部的圖案，或是讓圖案變得模糊不清。這便是這本小說中所發生的情況，偵探故事逐漸被遺忘：或許我們就要發現兇手是誰，以及他犯案的動機，可是作者對於母雞以及它在地上的排泄物之描述，卻變得比案情的揭曉還要重要。

　　加達想要傳達的是生命的沸鍋、現實的無盡分層、知識解不開的結。這個普遍複雜性的形象被反映在最輕微的事件或物品上，當它達到最極致的迸發時，我們不必去思索，這本小說是註定要完不成的，或是它可以無限繼續下去，在每一段插曲中開啟新的旋渦。加達真正想傳達的是這些紙頁中擁塞的過剩，透過這些紙頁，一個別無二致的複雜的物體、組織和象徵具體成形，那就是羅馬城。

　　因為我們必須立刻指出一點，也就是這本小說並不只是想要成為偵探小說與哲學小說的混合而已，這也是一本關於羅馬的小說。永恆之城是書中的真正主角，帶著她的社會階層，包括從最中等的中產階級，到罪惡的地下世界，存在於她的方言語調中（以及不同的方言，特別是南部的方言，它們在這個熔爐中往上冒泡），存在於她外向的本質與最幽暗的潛意識中。在這座羅馬城，現在與神秘的過去混合在一起，眾神使者赫耳墨斯與喀耳刻被喚起，他們與最微不足道的意外產生關聯。在這座城中，侍女或小偷名為埃涅阿斯、狄俄墨得斯、阿斯卡尼俄斯、卡米拉，或是拉維尼亞，就像維吉爾作品中的男女英雄。新寫實主義電影（在當時，它正是如日中天）中的那個吵鬧、邋遢的羅馬，在加達的書中卻獲得文化、歷史與神話的深度，這是新寫實主義所忽略的。甚至藝術史中的羅馬也加入進來，帶著和文藝復興及巴洛克繪畫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例如描繪聖徒赤腳的段落，他們都有巨大的腳趾）。

　　一本關於羅馬的小說，由一名非羅馬人所寫。事實上，加達來自米蘭，而且強烈認同他出生城市的中產階級，他眼看著中產階級的價值（實用性、技術效率、道德原則）正被佔優勢的另一個意大利所顛覆，那是一個欺詐、吵鬧、肆無忌憚的意大利。可是儘管他所寫的故事以及他最具自傳性的小說《與憂傷相識》植根於米蘭的社會與方言，讓廣大讀者注意到他的，還是這本大部分以羅馬方言所寫成的作品，幾乎涉及到它最可憎的層面，像是巫婆的夜半集會，仿佛他一直置身於羅馬，才有了如此的觀察與理解。（然而，在加達寫作《梅魯拉納大街上的慘案》時，他對羅馬的瞭解，僅來自於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羅馬住過幾年的經驗，當時他受雇為梵蒂岡的暖氣設備監工。）

　　加達是個矛盾的人。身為電工工程師（他使用他的專業技術大約十年之久，大多是在海外），他嘗試用科學、理性的想法，來控制他極度敏感與神經質的性情，不過卻適得其反；他用寫作來發洩他暴躁、恐懼與衝動的憎世情緒，而在真實生活中，他用來壓抑這些傾向的方法，是戴上紳士的面具，一位來自殷勤有禮的以往歲月的紳士。

　　就敘事結構與語言來看，他被批評家視為革命者，是表現主義者或是喬依斯的追隨者（他從一開始就享有這樣的聲名，即使是在最排外的文學圈子裡亦然，而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先鋒派年輕作家承認他為模範之後，這樣的聲名又被加強）。可是就他個人的文學品味來看，他則是熱衷於經典與傳統（他最喜歡的作家是沉著且睿智的曼佐尼），他在小說藝術上的模範則是巴爾紮克與左拉。（他擁有十九世紀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某些基本優點，例如通過身體上的細節，來描繪人物、環境與狀況，也通過身體的感覺，諸如在午餐時啜飲一杯酒，這本書的開場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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