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經典(62)_卡爾維諾

六二

　　另一個人物一生的故事，貫穿於整部小說，從開始到結尾：那是一個女人的故事，她是一個圓形人物，一個不同類型的人物（儘管她很少談自己，而她的故事更多是從外部而不是從內部講述的），這種不同見於她經歷的可怕事件，她在這些事件中磨煉出來的堅韌精神和她給周圍帶來的愉快氣氛。這就是拉拉，或拉裡莎：她是書中的偉大角色。我們發現，只要我們把閱讀的重點轉而放在拉拉身上，使拉拉而不是日瓦戈成為小說的中心，我們就可以把《日瓦戈醫生》置於文學和歷史重要性的強光中，而把那些不平衡和離題降為次要的枝節。

　　拉拉一生的情節鋪展，可以說是我們時代一個完美的故事，幾乎是關於俄羅斯（或關於世界）的寓言，關於各種可能性漸漸為俄羅斯（或世界）打開的寓言，或者說關於可能性全部交給俄羅斯（或世界）的寓言。三個男人圍繞著拉裡莎發展。第一個是科馬羅夫斯基，他是一個無恥的敲詐者，他使拉裡莎從童年起就意識到生活的殘暴。他代表著粗俗低劣和肆無忌憚，但也代表一種基本、具體的實用性，一個對自己深信不疑的男人的不加掩飾的騎士精神（他從不負她，哪怕是在拉拉為了結束她從前與他的恥辱關係而用左輪手槍向他開火之後也是如此）。科馬羅夫斯基是中產階級一切卑鄙事物的化身，卻沒有成為革命的對象，使得他——依然是通過可疑的手段——仍然是權力的分享者。另兩個男人是帕沙·安季波夫和尤裡·日瓦戈。安季波夫是革命者，拉拉的丈夫，他離開拉拉，是為了無牽無掛地實現他那我行我素的決心：成為一個有道德但無情的顛覆者；日瓦戈是詩人，是拉拉的情人，但她永遠無法完全擁有他，因為他完全屈從於生活中的事件和機會。兩人都在她生命中佔據同樣重要的位置，和同樣重要的詩意，儘管日瓦戈永遠是焦點，而安季波夫則幾乎從未受關注。在內戰期間的烏拉爾，帕斯捷爾納克向我們展示這兩個男人仿佛已註定要失敗：安季波夫—斯特列尼科夫，這位紅軍遊擊隊指揮官，令白軍喪膽的人物，並沒有加入共產黨陣營，且知道戰事一結束他就會變成土匪並被殲滅；而日瓦戈醫生，優柔寡斷的知識分子，他不想、或無能力成為新統治階級的一員，也知道無情的革命機器不會放過他。當安季波夫和日瓦戈面對面的時候——從在武裝列車上首次邂逅到最後一次在瓦裡基諾別墅被圍捕——也是小說的尖銳性達到高潮的時候。

　　如果我們保留拉拉作為小說主人公的地位，我們就會看到日瓦戈這個被降至與安季波夫同等水平的人物，已不再擁有壓倒性優勢，不再傾向於把這部史詩式故事變成「一個知識分子的故事」，而有關這位醫生的遊擊隊經歷的連篇累牘的敘述，則退居成花邊式的離題，如此一來也就不會對情節的鋪展構成負荷或重壓。

　　安季波夫是革命法則的狂熱而無情的執行者，他知道根據這些法則，他自己將被剷除。他是我們時代一個威嚴的人物，充滿俄羅斯偉大傳統的回音，小說對他的描寫既清晰又簡單。拉拉是一位堅強而令人愉悅的女英雄，她是、且依然是安季波夫的女人，哪怕當她是、且依然是日瓦戈的女人的時候。同樣地——或者說難以解釋、難以定義地——她是、且依然是科馬羅夫斯基的前女人。畢竟，是他給她上了基礎課：正因為拉拉從科馬羅夫斯基那裡嘗盡生活的痛苦，從他的雪茄的嗆味，從他那下流的、玩弄女性的感官主義，從他僅僅因為自己體質更強壯而傲慢自大的狂妄，她才比安季波夫和日瓦戈這兩個分別奉行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的天真理想主義者更通情達理；也正是基於這個理由，她才比他們更重要，她才比他們更代表生命，而我們愛她也勝過愛他們，我們在帕斯捷爾納克那些從不徹底披露她行蹤的躲躲閃閃的章節中緊追她和尋找她①。

　　﹛①在小說最後，這些章節把她消除了，我們看不到她，她被匆促地送去西伯利亞某個集中營；這也是一次「歷史性」的死亡，而不像日瓦戈那樣是私人性的死亡。——原注﹜

　　我試圖以這種方式，表達一個關注書中同樣一些問題並欣賞書中對生活的直接表現但無法認同書中基本主題——歷史超越人性——的人，在閱讀這本書（或者說與這本書爭辯）時，心中引起的感情、問題和異議。我的觀點與書中的基本主題截然不同，我總是在文學中和思想性中尋找恰恰相反的東西：人積極地參與歷史。這裡，甚至不是我們的文學教育的決定性部分——即把「詩學」因素與作者的意識形態世界區別開來——在起作用。同樣是這個歷史—自然的理念，賦予《日瓦戈醫生》一種使我也非常著迷的肅穆氣氛。我如何定義我與這本書的關係呢？

　　以藝術手法實現的理念，絕非沒有意義。但是，有意義與道出真理是不同的。它意味著表明一個重點、一個問題、一個警惕的來源。卡夫卡以為自己是在寫形而上學的寓言，卻以從未被超越的方式道出了當代人的異化。但帕斯捷爾納克果真是如此「現實主義」的嗎？仔細檢查就會發現，他那無限的現實主義，包含一個抒情傾向，他通過這一抒情傾向來過濾整個歷史。這是人把歷史——無論是讚賞歷史或憎惡歷史——視做他頭頂上遙遠的天空的抒情傾向。在今天的蘇聯，一位偉大的詩人竟以這樣一個視域來詳盡描繪人與世界的關係——這是多年來首次有人自主地發展這樣的視域，而非遵從官方意識形態——這本身是具有深遠的歷史和政治意義的。它證實普通人並不覺得自己在控制歷史、創造社會主義，以及在其中表達他的自由思想、責任、創造性、暴力、興趣或無興趣①。

　　﹛①也許，帕斯捷爾納克書中最著意描寫的時期，正是這個看法最不適用的時期。在寫作中，帕斯捷爾納克通過對過去的深思，來反映他對現在的意識。帕斯捷爾納克在描寫醫生被遊擊隊劫持——他儘管仍把自己視做他們的敵人，但還是與他們合作，最後變成與他們並肩作戰——可能是想表達他的祖國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處境。但這一切只是猜測：我們尤其想知道帕斯捷爾納克是不是刻意把日瓦戈的故事安排在1929年結束，或者在著手寫一個旨在連接我們自己時代的故事之後，他是否意識到故事在1929年結束時他已充分表達了他想說的一切。——原注﹜

　　也許，帕斯捷爾納克的重要性，在於這個警告：歷史——不管是在資本主義世界或社會主義世界——還稱不上歷史，它仍不是人類理性的有意識的建構，它仍太過依賴生物現象、獸性本質的連續性，而不是自由的王國。

　　在這個意義上，帕斯捷爾納克關於世界的理念是真實的——在假設消極是一個世界性的標準這個意義上的真實，就像愛倫·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理念也是以這種方式體現其真實一樣——而他這本書具有偉大詩歌的優越功用。蘇聯世界懂不懂得如何利用它？世界上的社會主義文學能不能對它作出反應？這只有在一個處於蓬勃發展的自我批評和創造性的氣氛中的世界才做得到，並且只有通過一種有能力更嚴格地服膺事物的文學才做得到。從今以後，現實主義意味著更深刻的東西。（但現實主義難道不總是意味著更深刻的東西嗎？）

　　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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