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經典(44)_卡爾維諾

四四

　　用歷史及政治的角度來解讀《帕爾馬修道院》始終是個可以預測，甚至是必要的方法，這樣的解讀方式始自巴爾紮克（他將這本小說定義為新馬基雅維利的《君王論》！）。同樣的，司湯達讚揚被復辟所扼殺的自由與進步的理想，我們可以輕易展示司湯達的讚揚是極為膚淺的，而且我們也有必要這麼做。不過司湯達的輕率正可以提供我們一個不容低估的歷史及政治教訓，他向我們顯示，前雅各賓主義者或前拿破崙主義者是如何輕易變成（並且繼續保持）擁護君主政體集團的專斷及狂熱分子。這樣危險的態度及行動似乎由最有力的信念所主導，這些態度及行動向我們顯示，在它們背後支撐的其實沒有什麼，這是我們在當時的米蘭及其他地方屢見不鮮的現象，可是《帕爾馬修道院》的美在於這一點是在沒有大聲嚷嚷的情況下被陳述出來的，而且被理所當然地接受。

　　讓《帕爾馬修道院》變成偉大的「意大利」小說的因素，在於政治意識是各種角色算計過的重新調整與重新分配：親王在處決雅各賓主義者時，掛心著要與他們建立未來的權力平衡，那可以讓他在迫近的國家統一運動中居領袖位置；還有莫斯卡伯爵，這位擁戴拿破崙的軍官變成了立場強硬的部長，及反動政黨的領袖（不過他只打算鼓動一小撮的反動極端分子，然後憑藉著與他們疏遠，以突顯自身立場的溫和），而這一切絲毫沒有影響到他的內在本質。

　　我們愈是往下讀，另一個司湯達式的意大利形象便愈是遠離，這個意大利是個感情慷慨而且充滿自發性的國家，對於剛抵達米蘭的年輕法國軍官來說，這個在他眼前展開的意大利是塊幸福之地。在《亨利·勃呂拉傳》中，當他達到這個時刻，並且準備描述他的幸福時，他用以下的句子中斷他的敘述：我們總是無法成功談論我們所愛的事物。

　　這個句子為羅蘭·巴特的最後一篇論文提供了主題與標題，他原本應該在1980年於米蘭舉行的司湯達研討會上宣讀這篇論文的（可是就在他寫作這篇論文的期間，遇上了那場致命的車禍）。巴特在他完成的篇幅中觀察到一件事，也就是司湯達在他的自傳性作品中，多次強調他年輕時在意大利度過的快樂時光，可是他從來沒有設法加以描述。

　　不過二十年之後，在某種事後回想中（這也是愛情扭曲的邏輯之一部分），司湯達寫下了關於意大利的激情洋溢段落：沒錯，這些段落在我這樣的讀者身上，激起了心醉神迷與燦然的感覺（我確定自己不是唯一有這種感覺的人），這是他在私密的日記中所提到卻無法傳遞的感覺。這名法國人抵達米蘭時所產生的幸福與樂趣，與我們的閱讀樂趣之間，存在著奇跡般的共鳴：被敘述出來的效果終於與被製造出來的效果一致了。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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