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經典(32)_卡爾維諾

三二

　　笛福既避免了十七世紀的浮誇文風，又避免了十八世紀典型的濫情。他的語言冷靜而簡練，像司湯達那樣，「枯燥如拿破崙法典的風格」，可比擬「商業報告」：他發明了水手兼商人這個第一人稱敘述者，該敘述者能夠像在賬簿中那樣，在日誌中記入他那個環境的「善」和「惡」，且能夠以數學的精確，計算他所殺的食人生番的數目。結果證明，這一發明不僅風格上是得體的，而且實際上是恰當的。笛福的散文如同商業報告或產品和器具目錄冊，不加雕飾，又細緻入微。如此巨細靡遺，既是為了使讀者相信他所講所述確鑿無疑，同時也比任何其他手法更能表達海難條件下每一物件、每一行動、每一姿態的價值意義（一如在《摩爾·弗蘭德斯》和《傑克上校》中，擁有物質的焦慮和快樂是通過偷竊來的物件的清單來表達的）。

　　對魯濱孫的手工作業的描寫，可謂不厭其煩：他如何挖石窟做房子，用尖樁圍住它；自己造一艘船，卻無法獨力推去海邊；然後學會燒制罐和磚。由於笛福對魯濱孫的技術進步津津樂道，他哪怕是在今天，也依然以這樣一位作家著稱：他頌揚人類堅韌不拔地與物質鬥爭，他讚美一切活動的低微與艱難但也讚美其偉大，以及讚美見到親手製作各種物件時的歡樂。從盧梭到海明威，所有那些向我們證明只要我們做些無論大小、不計成敗的事情來考驗自己就是體現人類真正價值的作家，都可以把笛福視為他們的第一個楷模。

　　《魯濱孫漂流記》無疑是一部值得逐字逐行重讀的小說，且將繼續帶來新發現。他總能夠在關鍵時刻避免任何過於自鳴得意或欣喜若狂，而僅用寥寥幾字加以說明，接著就繼續去解決實際問題，這種能力似乎與稍後幾頁當敘述者因生病而再次陷入對宗教的沉思時的佈道語調構成強烈對比：例如，當他意識到自己是那次海難中的唯一生還者的時候——「至於他們，我後來再也沒見過他們或他們的任何蹤跡，除了他們遺下的三個簷帽、一個制服帽和兩隻不配對的鞋」——以及在向上帝說了最簡短的感恩話之後，他立即就四下察看，思量他的困境。

　　但笛福在《魯濱孫》和後來的小說中的態度，與守規則的商人非常相似。商人禮拜時間一到就上教堂，捶胸懺悔，但接著就趕快回去工作，以免浪費時間。偽善？他的行為如此公開和迫切，根本不會讓你想到要指責他；笛福哪怕是在唐突地改變語調時，也維持一種基本、健康的誠實，這誠實是他明白無誤的特點。

　　可是話說回來，有時候他秉性難移，甚至會染上他那個時代的政治和宗教論戰的色彩：例如當我們看到無法理解惡的概念的野人與無法向他解釋清楚的魯濱孫相互爭辯不休時。或者魯濱孫做了「三個子民」的君王的情景，這三人「有三種不同的宗教。我的僕人星期五是新教徒，他父親是異教徒和食人生番，那西班牙人是天主教徒。然而，我允許我的王國裡有信仰自由」。但是當我們讀到這本小說其中一個最具悖論和意味深長的插曲時，就連這種微妙和反諷的重音也消失了：魯濱孫儘管多年來渴望與外界建立聯繫，可現在每逢他見到荒島附近出現人影，就感到他的生命受到更大威脅；而當他獲悉附近島上有一群遇海難的西班牙水手時，他又害怕加入他們，唯恐他們會把他交給宗教法庭。

　　總之，哪怕是在「奧裡諾科大河口附近」的荒島上，也仍能感到一個時代的理念、激情和文化的潮汐。儘管他決心要盡一位冒險故事作家的職責，在描寫食人生番時強調其恐怖，但他顯然並非不知道蒙田對食人生番的看法（這些看法曾影響莎士比亞，這可見諸莎士比亞在《暴風雨》中對另一個神秘島嶼的描寫）：如果沒有這些看法，魯濱孫就不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也即「這些人不是殺人犯」，而是來自不同文明的人，他們遵守自己的法則：「他們不知道這是犯罪……就像基督徒處死從戰場上抓來的俘虜，而不知道自己是殺人犯。」

　　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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