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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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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恩這本書和描寫從俄羅斯前線撤退的最佳意大利作品的一個特點,是敘述者兼主角就像色諾芬那樣,是一名出色的軍人,以勝任和負責的態度討論軍事行動。對他們來說,就像對色諾芬來說,當那些更堂皇的野心整體崩潰時,軍事品德恢復為務實和團結的品德,這品德被用來衡量每個士兵能否做到不僅對自己有用也對其他人有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努托·雷維利《窮人的宣戰》中那位感到幻滅的軍官的激情和狂熱,以及另一本很出色但被不公平地遺忘的書——克裡斯託福羅·M.內格裡的《長步槍》。) 但類比到此為止。山地部隊的回憶錄源自一種衝突,也即現在變得謙卑和恢復理智的意大利與全面戰爭那種瘋狂和屠殺之間的衝突。而在這位公元前五世紀的將軍的回憶錄中,則是淪落為蝗蟲似的寄生蟲的希臘雇傭軍的所作所為,與色諾芬及其部下在這些新環境下試圖奉行古典品德(哲學品德、公民品德和軍事品德)之間的反差。結果,這種反差絕不包含裡戈尼·斯特恩書中那種令人傷心的悲劇:色諾芬似乎確信可以成功調和這兩個極端。人可以淪為蝗蟲,卻能夠在這種蝗蟲條件下實施一套講紀律講禮節的行為準則——簡言之,體現「風度」——並自認做到了;人可以一刻也不談論自己是一隻蝗蟲這個事實,而僅僅談論做一隻蝗蟲的最佳方式。儘管有種種局限,在色諾芬那裡我們看到了對現代道德準則的描寫。這道德準則就是完美的技術效能、「勝任」、「盡職」,而不理會從一般道德角度看你這行為有什麼價值。我繼續把這種道德準則稱做現代道德準則,是因為它在我年輕時是現代的,而且它是我們從眾多美國電影和海明威的小說那裡學來的。我則處在夾縫中,一方面是遵守這種完全是「技術」的、「實用」的道德準則;另一方面是意識到這道德準則底下的虛空。但哪怕是在今天,儘管它似乎與我們時代的精神格格不入,我還是覺得它有其積極面。 從道德角度看,色諾芬的偉大成就在於他從不把自己或部下的立場神秘化或理想化。儘管他對「野蠻人」的習俗常常表現出不屑或反感,但我們也必須看到,他絕沒有「殖民主義」的偽善。他意識到自己帶領著一群蝗蟲在異國流竄,也意識到他們入侵那些「野蠻」民族的土地,道理在「野蠻人」那邊而不在他們這邊。他規勸其部下時,從未忘記提醒他們注意敵人的權利:「你們還必須牢記一樣東西。我們的敵人有時間搶劫我們,也有正當的理由伏擊我們,因為我們正侵佔他們的財產……」這一企圖,是為了使他這支貪婪、暴戾的軍隊在蝗蟲似的穿越安納托利亞山區和平原時,有一定的「風度」或規則。這一企圖包含他全部的尊嚴:不是悲劇性的尊嚴,而是一種有限的尊嚴,基本上是一種中產階級的尊嚴。我們都知道,我們可以輕易地把風度和尊嚴賦予最卑劣的行徑,哪怕這些行徑不是像這些希臘人那樣基於不得已的必要。這支希臘軍隊在持續遭到伏擊和攻擊的情況下,跋涉于高山和峽灣,已無法分清楚到底怎樣才叫受害者或壓迫者;他們被冷漠或命運的極端敵意包圍著,甚至慘遭屠殺。他們在讀者心中引起一種近乎象徵式的痛楚,這痛楚也許只有我們今天才能領會。 197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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