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無所有(10)_安東尼·馬拉

一〇

　　我們花了整個下午逐一修正最近收到的這箱圖片。當麥克辛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向接待室，我偷偷抽出芭蕾舞者的照片。此舉毫不理智，簡直出自瘋子的直覺，但是如果有人注意到她那只懸置在空中的手呢？我會不會因為我的粗心受到處罰？

　　我還來不及修正照片，或是把它放回去，麥克辛就走回辦公室。我把照片藏放在膝上。「同志，你還好嗎？」他問。「你看起來好像在發燒。」

　　我用襯衫衣袖抹了一下額頭，「說不定是因為我在地底待得太久。」

　　麥克辛點點頭，提議今天早點下班。我感激地點點頭。我不曉得還能怎麼辦，所以我把照片折起來，塞進外套口袋。我走入隧道，往前走了十幾步，他忽然叫住我。「我想你忘了某樣東西。」

　　麥克辛剛才懷疑我在發燒，忽然之間，我感覺確實全身滾燙。我沒有理由把照片帶出辦公室。此舉勢必引發猜疑，讓人難逃一死。我緊握門框。

　　「沒錯，好像是的。」我勉強開口。

　　麥克辛打量我。他知情！他知情！

　　「你愈來愈健忘囉。」他說，然後舉起我的銀質打火機。

　　*　*

　　革命將至之前的幾年，我弟弟和我都還小，身為那個時代的孩童，我們經常假裝自己是保皇黨和革命分子，還不到晚餐時間就已互換六七次身份。夜晚時分，我們輕叩分隔兩人臥房的牆壁，交換十二月党人發明的囚犯代碼。字母被置入一個五排橫欄和六排縱欄的矩陣中，叩打橫向欄位和縱向欄位的坐標，即可找出對應的字母。我們在牆上以聲音書寫，其間的隔閡，就如同阻隔于發信人和收信人之間的字母。

　　等到我們的歲數大到足以誤認自己是個大人，我已經轉而效忠革命，沃斯卡在東正教教堂中尋得慰藉，我們崇拜各自信奉的先賢烈士。有天傍晚，我的戰友們揮拳重毆沃斯卡，幾乎讓他也成了殉道的烈士。當他走進我們奶奶的廚房，他的左眼腫得張不開，鼻子歪得可怕。我緊緊抓住他的雙手。只有他的指關節沒被打得瘀青。

　　「當他們追打你，你非得逃開不可！」我跟他說。

　　「不，我必須待下！」他說，眼光灼灼，怒視著我。

　　「那麼你最起碼儘量還手，跟他們打一架。這樣太丟臉了。」

　　他往前一傾，以他鼻青臉腫的臉龐為證，回了我一句：「你覺得這樣會讓我丟臉？」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交談。其後多年，我堅信我對他的生活一無所悉，絕對不可能背叛他。

　　一九三一年八月，有人知會我，沃斯卡·奧西波維奇·馬爾金將在兩星期之內因宗教激進主義被捕。他們告訴我，我弟弟已經結婚，太太懷了身孕。他們把他的地址交給我。這是個測探。絕對錯不了。革命之後，各個行政區之間嚴重失聯，如果我規勸沃斯卡、如果他逃往聖彼得堡，他說不定可以逃過一死。但如果我真的這麼做、如果警察一早突襲他的公寓、發現他不見蹤影，他們肯定轉而找上我——我相信絕對是如此，我非得相信不可，因為如果我開始懷疑，因為如果我認為他們看在我們是同事的份上事先通報、好讓我警告沃斯卡，因為如果我開始這麼想……結果都是黯淡而淒涼。

　　那年十月，沃斯卡被捕、受審、執刑之後，一批人帶著一個褐色的信封再度找上我。「請坐，同志。」他們之中領頭的人說，他指指我的長沙發，我剛剛才坐在那裡吃甜點。我遵照他的指示坐下，突然之間在自己家裡成了客人。

　　他們在我左右兩側坐下，長沙發感覺像是警車的後座，其中一人打開信封，把一張照片推過桌緣被熱氣燙出一圈焦黑的咖啡桌。我若是倒抽一口氣，肯定是出於訝異、驚愕，或是某種忽然在心中翻騰的悔恨。光是那一年當中，我已經修正了上千張照片，但他們全是陌生人，跟我毫無關聯。

　　遞過來的照片拍攝於一九〇六年的一個星期三。那天早上，我爸爸拉下店門，休息一天。他是個縫紉用品商，聲譽良好，最起碼在業界評價頗佳。他縫製的一頂珍珠頭飾，曾讓一位名氣不太響亮的公爵夫人在冬宮的宴會廳大出風頭，因而奠定了商譽。我媽媽負責記賬補貨，聘雇女裁縫師，基本而言，她覺得除了縫製顧客頭上那頂帽子之外，其他事情全都由她處理。她小時候依賴馬鈴薯維生，當了媽媽之後，她確保自己的孩兒成長的過程當中有肉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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