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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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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買一個新的鑰匙鏈。」伊戈爾醫生一邊想,一邊打開了他那位於維雷特的小診療室的門。舊的那個摔碎了,裝飾用的小徽章掉在了地上。

  伊戈爾醫生俯身撿起它。這個徽章是盧布爾雅那的標誌,該怎麼辦呢?最好把它扔掉。不過也可以找人重新鑲一下,做一個新的皮環就行了;或者可以送給他的孫子玩兒。這兩個選擇聽上去仿佛都很可笑,鑰匙鏈本來也不值什麼錢,他孫子對徽章又沒有那麼大的興趣,這小子整天不是看電視就是玩兒意大利進口的電子遊戲機。不過即便如此,他也沒把它扔掉,而是放在兜裡,想以後再決定怎麼處理。

  因此,他是瘋人院的院長,而不是病人,因為作決定時他總會瞻前顧後。

  他開了燈。冬天越來越長,天亮得越來越晚。缺乏陽光、環境改變和離異是抑鬱症患者增加的主要原因。伊戈爾醫生盼著春天快點到來,這樣一大半的問題就能解決了。

  他看了一眼日程。他需要研究一些治療方案,使愛德華不至餓死。精神分裂讓一切無法預料,他現在已經什麼東西都不吃了。伊戈爾醫生給他開了營養液,但這可不是長久之計。愛德華二十八歲,本是身強力壯的人,但就算打了營養液,他也會衰弱下去,最終骨瘦如柴。

  愛德華的父親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他是這個年輕的共和國最知名的大使,九十年代初與南斯拉夫艱難談判的代表之一。他曾在貝爾格萊德工作多年,有人中傷他,說他曾為敵人效勞,但他依然留在外交使團,只是這次改換了代表的國家。這是個有權有勢,人人畏懼的人。

  伊戈爾醫生擔憂了一會兒,就像剛才擔心那鑰匙鏈一樣,但是不久他便放寬了心:對於大使來說,兒子的外表好不好看沒什麼關係,反正他又不打算帶他去參加正式的聚會,也不想讓兒子陪著去他作為政府代表需要駐守的國度。愛德華會待在維雷特,永遠不會離開,或者,至少在他父親賺取高薪的這段時間,會留在這裡。

  伊戈爾決定撤掉營養針,讓愛德華更衰弱一點兒,直到他自己產生吃飯的欲望。如果情況繼續惡化,他會寫一份報告,把責任推到維雷特領導的醫生顧問團上。「如果你不想萬劫不復,那就一定要學會分擔責任。」這是他父親教他的。他也是位醫生,有幾個病人死在他手裡,但是當局從未找過他的麻煩。

  開完愛德華的停藥處方,伊戈爾醫生轉而處理下一個病例:報告說,澤蒂卡·門德爾的療程已經結束,隨時可以出院。伊戈爾醫生想親眼證實。對於醫生來說,如果在維雷特治療過的病人家屬投訴病沒治好,那可真糟透了。但這種事卻屢見不鮮——在精神病院待過一陣兒後,病人很少能重新適應正常的生活。

  這不是維雷特的責任。也不是散佈在地球各個角落的其他精神病院的責任,不管在哪兒,這種適應問題都一樣存在。正如監獄從來不能把罪犯改造好而只能教他們犯更多的罪一樣,在精神病院裡,病人習慣了一個非真實的世界,做什麼都可以,沒有人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

  這樣,出路便只剩下一條:徹底治好瘋病。伊戈爾醫生殫精竭慮地撰寫著一篇會改變整個精神病學界的論文。精神病院裡,暫時性的病人與無法治癒的病人同處一室,社會性退化從此開始。而這種進程一旦開始,就無法阻止。那個叫澤蒂卡·門德爾的女人一定會再回到瘋人院,不過這一次是出於自願,她抱怨的根本就是沒影兒的事,這樣做只是為了和這些人在一起,因為她覺得他們比外面的人更理解她。

  不過,一旦他發現了類礬,即他認為的瘋癲的罪魁禍首,他將會青史留名,斯洛文尼亞也將天下聞名。就在這個星期,一個機會從天而降,這是一個具有自殺傾向的女人。就算給他一座金山,他也不會把這個機會拱手相讓。

  伊戈爾醫生很開心。儘管由於經濟原因,他不得不採用醫學界唾棄的治療方法,比如胰島素休克法,但也正是出於財政方面的考慮,維雷特的治療方法也在不斷地更新。他不但有時間有條件研究類礬,而且還擁有老闆的支持,使得博愛會這個團體在瘋人院存在下去。維雷特的股東容忍了它的存在——請注意,是容忍,而不是鼓勵,允許這群人在治癒之後繼續留院。股東們說,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應該讓病癒者自己選擇何時回歸社會。一群人如同住旅店一樣留在了維雷特,與意氣相投的人組成了俱樂部一般的團體。這樣,伊戈爾醫生讓瘋子與正常人生活在同一空間,使後者對前者產生正面的影響。為了避免退化,不讓瘋子對已治癒的患者產生消極的影響,所有博愛會的成員每天至少要出維雷特一次。

  股東們基於所謂的「人道主義」考慮,允許已痊癒的人留在維雷特,伊戈爾醫生卻知道這不過是個藉口。實際上他們害怕的是,盧布爾雅那,斯洛文尼亞這個小巧而迷人的首都,有錢的瘋子不夠多,不足以支撐這座現代而又花費高昂的醫院。而且,公共醫療系統也有一流的精神病院,因此面對精神病人的市場爭奪,維雷特並不占任何優勢。

  股東們將軍營改裝成精神病院的時候,是準備把受過戰爭傷害的男女作為目標人群的。但是與南斯拉夫的戰爭很快便結束了。股東們孤擲一注,他們覺得戰火很快會重燃,結果卻事與願違。

  最新研究表明,戰爭的確會造成精神創傷,但緊張、鬱悶、遺傳疾病、孤獨與遺棄導致的精神病人數目更多。當集體必須面對一個大問題,比如戰爭爆發、通貨膨脹、瘟疫蔓延,自殺現象會有小規模上升,然而罹患抑鬱、妄想症及精神分裂的人數卻大規模地下降。待問題解決之後,一切指數才回歸正常,因此伊戈爾醫生認為,只有人有條件去瘋的時候,人才捨得去瘋。

  他眼前還有一份加拿大的研究報告,該國剛剛被一家美國雜誌評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伊戈爾醫生讀到這樣一段話:

  *

  加拿大統計局表示,各年齡層患有某種精神疾病的比率為:

  15-34歲,40%
  35-54歲,33%
  55-64歲,20%

  統計表明,每五個人中就有一位罹患某種精神疾病。

  每八位加拿大人中有一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曾因為精神疾病接受治療。

  *

  「那裡的行情真好,比這裡好多了。」他想,「人越是可以生活得幸福,便越發不幸福。」

  伊戈爾醫生又研究了幾個病例,仔細地權衡著哪些可以與醫生顧問團分擔,哪些可以獨自處理。等他做完一切之後,天光已經大亮了,他熄了燈。

  然後,他接待了第一位來訪者——那個有自殺傾向的女患者的母親。

  「我是維羅妮卡的母親,我女兒現在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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