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見的世界(81)_李飛飛

八一

　　我在後座上眯著眼睛看著國道101上的另一塊廣告牌。我開始懷疑，人工智能的真正威脅是否在於除了人工智能，我們已經不可能再做其他廣告了。自從幾個月前和團隊討論了我們工作的倫理問題，這個問題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中。同事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緒。

　　「嘿，看看這個。」他邊說邊遞給我幾頁打印好的文件，「這是公關團隊整理的談話要點，我們可能會用到。」

　　清晨時分，我們的車隨著向南行駛的車流緩慢移動。我低頭看了看材料，露出微笑，但讓我精神振奮的並不是紙上的字。我們正在前往山景城，要去參加穀歌一年一度的傳統招聘活動，這是我第二次參加了。穀歌會讓數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暑期實習生聚集到Googleplex，與領導層會面，幫助他們更深入地瞭解自己的職業發展道路。對公司來說，這是一次招聘活動。而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可以遠離公司事務的好機會，喚起了我作為教育工作者最美好的時光。滿屋子都是聰明、年輕、有遠見的思想家，而我將有機會跟他們交流。

　　在穀歌，我通常很樂於照本宣科，這與我做教授時暢所欲言的風格完全不同。作為谷歌的發言人，意味著要對眾多高管、公關顧問甚至律師負責，因此不按規定行事的想法會讓我感到非常害怕。我的發言通常都是圍繞人工智能和商業的老生常談，彬彬有禮地講給這個記者、那個記者或一群分析師聽，不會出任何紕漏。我幾乎到了熟能成誦的地步。

　　但身處這個奇怪的時代，我的內心渴望變革。我的思緒又回到了與團隊的會議上。最後一個問題反復出現：「倫理框架」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越思考，就越覺得自己想得並不清楚。我自己對「倫理框架」的大部分概念源于非傳統職業生涯中的意外收穫：在加州理工學院與克裡斯托夫一起向機構審查委員會提出建議；多年來在醫院與像阿尼這樣的人合作，陪同醫生查房，傾聽護士的關切，從而加深了對他們的瞭解；家中一直讓我擔心的父母；我青少年時期的移民生活。

　　一個嚴峻的事實是，醫療等領域擁有經過幾個世紀甚至幾千年的時間建立起來的規範、先例和倫理基礎；其倫理基礎以生與死這一無法回避的現實為依據。相比之下，人工智能還處於發展的早期階段，其本身幾乎沒有明確的倫理準則。我們領域的自我認識之路才剛剛起步。因此，缺乏倫理框架的不僅僅是穀歌，也不僅僅是像那位提出問題的年輕工程師一樣的個人，而是我們所有人。

　　我假裝對公關團隊準備的材料很感興趣，掃視著用熒光筆突出顯示的段落，但這一次我已經暗下決心：在面對700名未來最有影響力的科技工作者發表演講時，無論結果如何，我都不會用別人準備好的發言稿；我決定要完全發自肺腑地講話。此外，隨著我的學術休假即將結束，我有非常多的反思要和大家分享。

　　在穀歌雲工作的日子雖然常常讓人迷失方向，但我卻無比感激。我得到了科學家少有的機會：在最大範圍內與受到我領域研究影響的人會面，從他們的角度來審視相關影響，哪怕只是一瞬間。兩年來，我經常與金融服務、農業、醫療、能源、娛樂和交通等行業的初創企業，以及財富500強企業的高管、產品設計師和各類開發人員進行交流。這些經歷給我帶來的經驗和教訓比我想像的更清晰、更讓人謙卑，也無比直接地提醒我，人工智能已不再是智力上的好奇探索，而是即將改變全人類生活的社會轉折點。歸根結底，我知道，如果一個機構不在某種程度上對人工智能技術加以考量，那麼它將無法生存下去。這些跡象是明確無誤的。我日復一日、周複一周、月複一月地反思我所看到的一切，試圖更好地理解我們所面臨的拐點，思考如何負責任地駕馭它。我為此感到自豪，也懷抱著樂觀的心態，依然充滿熱情。但同時，我也深感這份責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沉重。

　　無論我接下來要去哪裡，我的旅程都將從我站在臺上面對實習生時所說的話開始。過去兩年，我一直專注於傳遞企業信息，現在我將不再擔任企業信息的傳聲筒，我決定直抒胸臆。雖然我還沒有準備好措辭，但我打算承認，前路崎嶇而艱難，無論是學生還是教授，實習生還是首席執行官，沒有人知道答案。有壞消息要面對，有難以接受的真相要處理，而且很可能會造成傷害。但也有好消息：現在一起面對還為時不晚。

　　登上講臺時，熟悉的緊張感在我的胃裡翻騰。不過，我最喜歡的觀眾就是學生，看到他們的目光，我感到了安慰。

　　「下午好！」我對著麥克風說，「很高興來到這裡。」

　　那一天，只有這兩句話是講稿裡的。

　　※

　　兩周前，母親剛剛接受了心臟外科手術，這是我們家與不敢想像的事件最近的一次接觸。而就在現在，我已經從母親的聲音中聽到了單調的藐視——她的語調一如尋常。無論健康還是生病，年輕還是年老，這都是她的自然狀態。

　　「這個話題我們都討論20年了，飛飛。」母親說道。

　　我轉過頭看了看屏幕，那封郵件依然清晰可見。在一封日期為2018年6月7日的郵件中，美國眾議院科學、太空和技術委員會的副主任似乎在邀請我做證。對一個從未出席過國會聽證會的人來說，這是一個令人生畏的邀請，而且聽證會定在26日，距離現在還有不到三周的時間。我想到導致當前情形的種種因素：科技抵制浪潮、有偏見的人工智能等等，覺得接受邀請似乎是個絕對糟糕的主意。我知道母親此時此刻是多麼需要我陪在床前（不管她是否承認），因此心情更加糟糕。老實說，我只想讓她替我做決定，讓她堅稱我現在離開是對她極大的不負責任。但她一如既往地沒有打算給我提供便利。

　　「飛飛，你還記得我們在肯尼迪機場降落的那一刻嗎？我們剛來到這個國家的時候？你爸爸沒有來接我們，我們當時是什麼心情？」

　　「當然記得。」

　　「我們在行李提取處的那幾個小時多無助啊，都嚇壞了。現在，20年過去了，你收到了這樣的邀請，要去這個國家的首都，要去為你最熱愛的課題做聽證了。」

　　「是的，但如果事情沒那麼簡單呢？如果他們認為我是醜聞的一部分呢？如果……」

　　「那你就為自己辯護！你要告訴他們，你已經為這個國家奉獻了20年，你的家人為了成為這個國家的成員付出了一切，你拒絕被當成外人對待！」如果這番話是出自別人之口，我一定會嗤之以鼻。用這樣的語氣面對國會委員會，我們大多數人只會更擅長想像，而不是實際行動。但我瞭解母親，如果有人敢質疑她的人格，她肯定會這麼說。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讓她替我出庭做證。

　　「想想全世界有多少人對參加這樣的事情求之不得。公開聽證會。領導人和公民之間的公開對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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