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見的世界(29)_李飛飛

二九

　　與此同時，觸覺的出現使進化變得更為複雜，很快就與不斷發展的視覺形成了互補與平衡。與早期的光敏感性一樣，新生的神經末梢也遍佈原始生物的體表，傳遞觸覺信號。

　　這些神經細胞不斷生長並相互連接，形成了所謂的「神經網絡」。這種分散的網絡是中樞神經系統的前身，而中樞神經系統最終將成為更高級生命形式的特徵。神經網絡是一種生物電系統，原理簡單，但功能強大。神經網絡將對運動功能和感覺功能的控制融合到同一個反應機制中，這種機制適合執行「應對身體攻擊」和「覓食」等基本任務。在進化過程中，神經網絡雖然原始，卻是與競爭日益激烈的外部世界保持同步的權宜之計，即使今天也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水生生物中，例如某些種類的水母。

　　但是，僅僅將眼睛、神經末梢和四肢連接起來是不夠的，尤其是因為隨著眼球不斷進化，看到的世界越發廣闊、細緻，同時，四肢也發展出了新的自由度和更強的關節。要在複雜的環境中有效行動，需要的不僅僅是條件反射，這就帶來了另一個適應性挑戰，促使生物體在「所見所感」和「如何反應」之間發展出日益複雜的中間環節。

　　隨著感官所提供的信息深度和數量不斷增加，生物體處理信息的工具也面臨著增長的壓力，類似我們需要更多更加複雜的計算設備來管理現代世界中的海量數據。為了處理五花八門的信息，神經系統不斷發展，最終形成一個集中樞紐，其中的組成部分被越來越密集地壓縮到一個器官裡。我們把這個器官稱為大腦。

　　因此，大腦並不是內部某種神秘的智力火花的產物，而是對外部世界的反應。愈加清晰和紛雜的外部世界影像，通過感官到達生物體內部，感知周圍環境的能力促使我們發展出了整合、分析並最終理解這種感知的機制。視覺就是感知系統最為活躍的組成部分。

　　隨著第一批新覺醒的生物踏上陸地，進化大戲再起高潮。這些生物隨著海浪的翻湧被沖到岸上，發現了一個陌生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移動的基本原理變得陌生，需要一個全新的模式。例如，運動不再是毫不費力、可以朝著任何方向進行的動作，而是被限制在平面上，並受到重力和摩擦力等物理力的制約。

　　在另一方面，生物的視線範圍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在海洋表面，大氣層毫無遮擋，與幽閉黑暗的深海形成了鮮明對比。世界不再是模糊的流體，而是一幅宏偉開闊的景象，從海岸線的邊緣到山峰，甚至更遠的地方，都變得明亮而清晰。視野從幾英寸擴展到了幾英里，這對早期陸地生物的思維提出了相應擴展的挑戰。

　　環境的變化對「計劃」這一概念產生了尤其深遠的影響，因為現在的行動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內展開，同時還要應對更多的不確定性。隨著視野廣度和深度的擴大，大腦不得不以更強大的智能來適應環境，逐漸融入了對因果關係、時間流逝，甚至對操縱環境本身的影響的認識。這不僅為強大的捕食者和靈活的被食者創造了條件，也為真正的智能、為現代人類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

　　數億年後，我們很難不被這個進化轉折點所創造的世界所震撼。幾千年的文明進程見證了人類的發展，從靈長類動物到遊牧部落，從農業社區到工業化城市，再到現在的科技和信息處理超級王國。

　　這一驚人進程的本質是我們與世界的感官聯繫，即便到了現在也是如此。儘管科技為我們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從我們口袋裡的移動設備到地球軌道上的衛星），我們依然依賴與日常現實的聯繫來應對生活中的種種任務。

　　與此相對，遠古時期的化石記錄已經開始影響我們自己的文化記錄。從預示著新交流形式黎明的洞穴壁畫，到文藝復興時期迸發的創造力洪流，再到今天的攝影、電影、電視，甚至電子遊戲世界，藝術發展史有力印證了視覺的首要地位，也讓我們看到，幾個世紀以來，我們辨別視覺細微差異的能力越來越強了。

　　在卡拉瓦喬的明暗對照畫法與維米爾和左恩的柔和陰影之間的強烈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到視覺理解的齒輪在轉動。我們可以超越現實主義，從凡·高和卡洛的風格化肖像中提煉出日常生活的意象。我們甚至可以從現代主義畫家奧基弗以及抽象表現主義畫家馬瑟韋爾和羅思柯相對晦澀的作品中感受到它的存在。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概念主義，無論是感性主義還是政治主義，藝術都利用了這幾億年來來之不易的進化結果，享受著創作的純粹樂趣，通過個人的眼睛，也就是個人的感受來詮釋這個世界。

　　※

　　「飛飛，當一名大學畢業生的感覺如何？你馬上就畢業了。」瓊收拾完桌上的餐盤，一邊切著放在檯面上冷卻的布朗尼蛋糕，一邊問道。

　　大概在四年前，我第一次到薩貝拉家做客，也是我記憶中第一次吃美國的甜食。我嘗了一口，不禁面露驚喜。我的反應讓瓊非常開心，所以每次我來做客，她都會專門烤這種蛋糕，這已經成了一種慣例。其實蛋糕粉是商店買的現成的，但這並不重要。在我看來，她的布朗尼蛋糕就是最好吃的。

　　「挺興奮的。但我沒想到下一步這麼難選。」

　　「你有沒有再考慮過我們之前說的那些選擇呢？讀研？找工作？或者先出去玩一圈？」薩貝拉先生問道。

　　「再給她一點兒考慮的時間吧，鮑勃！」瓊笑著端上我們的甜點。

　　「沒關係的。其實我一直也在想這些事。」

　　＊

　　那是1999年，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習生涯即將結束，再次面臨科學抱負與現實生活之間的抉擇。讀研的誘惑與開啟職業生涯的壓力讓我左右為難。這次是一個真正的兩難困境：當時網絡經濟正在蓬勃發展，盛況空前，擁有數學頭腦和名校學位的人成了金融界熱切追捧的對象，甚至像我這樣學物理的，也受到了華爾街的大力招攬。包括高盛和美林在內的眾多知名企業向我拋出了橄欖枝（可以想像，這些公司的名字都刻在莊嚴的大理石板上）。他們提供了一切：福利、晉升機會、令人豔羨的起薪，當然還有真正的醫療保險。他們承諾免除我們的債務，結束乾洗店的勞累，在母親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的情況下為我的家庭提供保障。而對我的唯一要求就是放棄科學。

　　在自己斟酌了大半個星期之後，我終於在乾洗店的片刻閒暇中向母親提起了這件事。我們各自坐在平常的位置上：她在縫紉機前，嘴裡夾著兩根別針，一臉專注地檢查著手中的衣物；而我則在她旁邊，扮演裁縫助手的角色，正在給一條她準備加長的褲子拆線。

　　「媽媽，我在考慮幾個選擇。我面試了幾家『公司』，中文是叫『公司』吧？就是華爾街巨頭。我必須得承認，他們給的條件很誘人。」

　　「華爾街巨頭？」

　　我意識到，她並不熟悉這些美國文化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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