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該走了嗎(78)_李翊雲

七八

　　20世紀50年代末，在一次去西德時，我在接待我的那戶人家看到一本書，裡面羅列了那些致力於從內部暗中破壞第三帝國、並已遭處決的人的名字和簡要生平。其中有米爾德麗德·福爾克（但沒有阿爾弗雷德·福爾克）。我把這個發現藏於心中，直至一年後，我碰巧向一位以前是共產黨員的朋友（馬爾科姆·霍布斯，那時他已經在鄉間安頓下來）提起。福爾克夫婦，馬爾科姆說，為英國共產黨做事。不可能，我說，並敘述起那次在紐約的會面。馬爾科姆解釋，她接洽的那些人要麼是敵視或批評共產黨的人，要麼是像森夫人這種，已經偏離黨的事業的人。

　　我不知道米爾德麗德·福爾克是怎麼被捕的，也不知道她的丈夫怎樣了。但即便今天，回想起他們密謀脅迫或引誘某個像森夫人這樣不問世事的人，使她成為受納粹歡迎的名人——一項打著革命事業的名義而進行的計劃——我瞧不起福爾克夫人的殉難。——羅蘭·布萊，199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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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腿部肌肉的一部分或心臟的某個小瓣膜，你怎麼會知道大腦在策劃某些傷人的事？想想每個在露西自殺時正認真地為那具年輕漂亮的身體各盡其責的細胞。

　　它們和森夫人一樣，落入或沒能落入一個陰謀中，被消滅或沒能被消滅，一切取決於運氣。

　　噢，運氣。永遠最孜孜不倦的廚師。你可以婉拒，說你飽了。或可以藉口腸胃不適。或像小孩子一樣噘嘴，不肯碰那些東西。但這位廚師仍給你一道接一道的菜。講真的，不吃完最後一口沒辦法離席。然後，在你付了賬單、終於可以離開時，哦，不，事情還沒結束。就像莫莉帶我去品嘗那個主廚特選套餐時的情形一樣。在我們離開前，那位殷勤的服務員給我一個漂亮的袋子。裡面是送您的南瓜方包，太太，用我們的特別配方烘焙的。

　　在我的子女中，誰會提供那道被帶走的南瓜方包？不會是莫莉。我知道。卡蘿爾嗎？她像我的妹妹瑪戈。她沒有狂野的一面。沒有刺。不給人意外。蒂姆和威爾呢？不會是他們。

　　凱瑟琳，我必須向你坦白。現在（終於！）我已經吃到最後一道菜，當我思量運氣正在偷偷為我烘焙什麼時，我想到的正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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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8月29日

　　回到倫敦。有時我好奇，希特勒對這樣大動干戈地讓大家惦記他，究竟是何感想。我們人人活得像一副被洗來洗去的牌，事事聽憑他的心血來潮。

　　我的現狀：滿足于撰寫宣傳文章。加拿大是我母親所屬的國家。美國是我父親所屬的國家。英國，兩人祖上所屬的國家。鮮少有機會讓人可以同時忠於這三個國家，今天我對西德爾說。需要一場戰爭才能實現。

　　不忠是我們的特權，西德爾說。別棄而不用。

　　你的特權，我說。我這一代人享受不起那樣的福分，什麼福分都沒有。

　　每一代人想必都那麼覺得，她說。這世界欠年輕人的總是多於欠老人的。

　　不是每一代人。瞧我們，仿佛終於夠年紀可以在一家知名餐廳裡坐下，可連餐前的開胃小吃還沒上，附近就有一顆炸彈爆炸了。

　　你可以改天再去，西德爾說。

　　改天重返，那家餐廳已夷為平地，我說。

　　耐心，西德爾說。我勸你保持耐心。

　　要多久呢？

　　我們打贏戰爭，或戰敗。不管勝負，到時前途會更加明朗。

　　就算戰爭明天結束，也無法保證我有任何前途。但我不能沒有前途，我說，我還年輕。

　　我也沒老得不能結婚。

　　我瞪著她。我的人生原來不是掌握在希特勒的一念之間，而是一個女人的一念之間。

　　你的表情好像我侮辱了你似的，可我只是陳述一個事實，她說。

　　你的意思是我應該和你結婚嗎？我問。我想，我的人生將變得輕鬆許多——我可以安心寫我的書。我們不會相互生厭。我們誰也不會在一個地方紮根。我記得我們第一次一起旅行。在亞利桑那州的一個地方——或是在新墨西哥州？沙漠裡的某處——一個在一家旅館給我們提供食物的男人告訴我們，那周圍沒什麼可看的東西。這兒，連長耳大野兔也隨身自帶午餐，他說。可我和長耳大野兔有什麼區別，這些年我唯一做的事是懷揣著一份癡戀。我千萬不能和西德爾結婚。男人不能一輩子隻穿一套西裝，吃一盤菜，和一個女人過一生。

　　不過你猶豫是對的，她說。

　　我的心稍稍一沉。

　　回去的路上，我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一個姑娘，她的相貌和聲音似乎如此熟悉，讓我慌張了片刻。我肯定和她發生過親密的舉動，但結果發現，我只與她在塞耶之家見過一面，她在那兒當護士。她是加拿大人，在歐洲大陸長大。讓我稱她為D吧。

　　她說，她到倫敦來送別一位要去美國的友人——她上學時結交的一位羅馬尼亞朋友。這位朋友和她的家人幾經周折才逃出羅馬尼亞，他們失去了他們的所有財產。

　　又一張被從整體中洗出的牌。

　　我問D，她為什麼不回加拿大。那兒更安全，你知道嗎？

　　也更乏味，她說。

　　可你的父母呢，他們不擔心嗎？

　　她燦爛的臉蛋失去了幾分光彩。我差點認定她會說她是個孤兒。我正準備搬出我自己的故事，這樣她會立刻覺得與我拉近了距離。

　　他們沒有意見，她說。他們是愛國的父母。

　　只有你一個人在這兒嗎？

　　還有我的哥哥，她說。他是飛行員。

　　我約她明天見面。她將在倫敦停留幾日。

　　那樣的事猶如天氣變化。每次發生時總讓人感到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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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一件事。羅蘭有過的女人裡無一人的名字是以Z打頭的。他怎麼也沒法吹噓自己包攬了二十六個字母。佐薇、澤爾達、紮紮，個個以Z開頭的名字，他全錯失。

　　今早，在做定期的眼科檢查時，阿特勒醫生告訴我，我的視力之好，堪比1958年的第一代雪佛蘭羚羊車。我看得出他今天工作清閒。我告訴他，假如他認為他可以與我調情，那麼他錯了。你算算看，醫生，我對他說。1958年時我已經有四個孩子。他面紅耳赤！他說我儼然似他的母親。讓你難堪是她的職責，我說，不是我的。

　　沒有男人竟蠢到和一個女人談論另一個女人。（我尋思，是不是因為那樣，阿特勒醫生把自己搞到離婚，由於他向他的妻子稱讚一位女病人的視力。）但進而與另一個女人談論他的母親……好像我在乎似的！

　　願那可憐的女人安息。如果她知道她的兒子成天與他的病人談起她，她會作何想法？我敢肯定，不止我一個人有機會在那間幽暗的診所聽聞她，同時看著視力表，努力猜測選哪一個更好，一或二。

　　我不會講太多她的事來煩你們，但今天阿特勒醫生淚眼婆娑，他說，在他五十歲時，母親送給他一份意外的禮物。上學期間他一直是單簧管手，他說。他的老師認為他可以繼續下去，成為專業的演奏家，但他的父母認為從事音樂沒有錢賺。他遵照他們的建議，開了一間生意不錯的診所，在他五十歲生日那天，他的母親送給他一盞用他以前的單簧管改造的燈。

　　他甚至給我看他手機上的照片。一盞挺好看的燈，我說。很適合你，因為現在你不用它奏出音樂，而讓你的病人見到光明。

　　他向我道謝，仿佛我的話是讚美之詞。

　　我為那支單簧管感到難過。如果有安葬舊樂器的墓地，那支單簧管可能寧願去那兒。誰知道呢？各種樂器可能會在半夜從墳墓裡復活，自行指揮演奏一曲鬼魂交響樂。只缺這支單簧管。

　　也許在我走了以後，我的子女沒有一個會因我以前送他們的禮物而變得淚眼婆娑。另一方面，我也從未奪走過他們的某些東西，再把那東西製成木乃伊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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