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該走了嗎(57)_李翊雲

五七

　　匹茲堡，你們不會認為它是一座浪漫的城市。但浪漫的戀情隨處發生。假如我早知道他們在匹茲堡成為戀人的話，我本可以帶羅蘭看看我們這兒的匹茲堡。我們可以在洛斯麥丹諾的庭院裡吃午飯，坐在棕櫚樹下，像兩個電影明星似的碰杯喝酒。我有姿色。他有風範。我們之間有故事。

　　洛斯麥丹諾——我不知道那地方是否還在。優美古老的場所。我的父親曾與我們的鄰居威廉森一家合作計劃一門生意，把一家旅館和一座牧場結合起來，吸引遊客。生意經營得不大成功，但我委實在那期間認識了人。好吧，我說人，但我其實指的是，我在那時認識了羅蘭。沒錯，他來我們的牧場住了兩天。是的，當時我才十六歲，但對有些人而言，年齡無關緊要。看看西德爾，歲數大得足以當羅蘭的母親。但我從不評判她，所以請你們不要評判我。

　　在我的父親和威廉森先生開張營業前，他們參觀了幾家酒店，帶回免費的明信片。在他們去的所有酒店中，我最喜歡洛斯麥丹諾的外觀。它在匹茲堡，我的父親說。那座小城曾被稱作太平洋沿岸的紐約。它和紐約一樣繁華迷人嗎？我們問。他說，當然不是。否則那個名字會沿用下來。

　　因為鎮上有煉鋼廠，所以他們把名字改成匹茲堡。他們想，如果這座城鎮不能像紐約一樣高貴，它至少可以像匹茲堡一樣富有。好比一個家道中落的名門閨秀，為了錢而嫁給一個地位較低的男人。

　　我的立陶宛裔曾祖父在芝加哥的一家造船廠工作，但他也可能在匹茲堡的一家醃菜廠或煉鋼廠工作。西德爾和羅蘭遇見的那些工人，假如生得早一點，他們也許會加入1849年淘金客的行列。這些事對羅蘭來說無關緊要。但在我閱讀他的日記時，我喜歡尋根究底，回想最早的先人。他們中有的人締造了加利福尼亞。有的人造就了我們。假如我那樣思考人生的話，我不覺得它令人失望。我們都盡了各自的一份力，我們中沒有誰是特別的。

　　羅蘭不明白這個道理。我不怪他。他活在他寫下這些日記的歲月中。他沒有可仰仗的東西。西德爾與我，我們有我們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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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9月7日

　　今晚西德爾問我，接下來的幾個月，想不想和她一起旅行。奧格登先生，她說，需要留在原來的地方。原來的什麼地方，我想知道，但她沒說。是她支付我的旅費嗎，還是他？我算什麼，秘書、貼身男僕、在破損的輪胎等待修補時的備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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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後的七個月，西德爾與我遊歷了美國的中西部和西南部。我們從西南部越過邊境，遊歷了墨西哥，然後返回加利福尼亞。西德爾替身患肺結核、正在法國一所療養院養病的哈裡·奧格登採訪行業工人和農民。

　　哈裡並未將我們收集的資料著書出版。我們編纂整理的這些文件，存檔在三處地方的圖書館：匹茲堡大學、新墨西哥大學、加州州立大學費雷斯諾分校。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把它們查找出來，但我不推薦這麼做。從那些紙上讀到的不過是一份活動時間表，以及依照這份時間表我們所走過的地方。真正的故事——現在只有我知曉。

　　我們於1930年4月回到紐約，1930年8月，西德爾乘船去英國。

　　日記讀到這裡出現一段空白，不是我的本意。西德爾在動身去英國前，要求我把記錄我們西行和我們在紐約逗留的時光的日記銷毀。當時，我沒想過違背她的願望。

　　我對那幾個月始終記憶猶新。但我覺得我不可能重新寫出那些日記。事後之見並不總帶來益處。要能重讀那部分日記，付出任何代價我都願意。——羅蘭·布萊，198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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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因為他寫了太多他們浪漫之旅的事嗎？我想知道，西德爾有沒有親自監督焚燒他日記的過程。我能想像他們坐在一起的畫面，喝著酒，聽著一點音樂，把日記一頁一頁地丟進壁爐裡燒毀。她怎麼說服他做這件事的？他得到了什麼回報？這些問題，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答案。

　　可憐的羅蘭。他不是那種能輕易割捨自己東西的人。我的母親也是那樣。你們真該看看她多年積攢下的明信片和書信。有些人靠他們積攢的東西過活。但他們忘了，積攢的東西有時會因洪水、地震或火災而毀於一旦。（我母親積攢的東西被我的父親燒了。）

　　我的經驗之談：凡是可以銷毀的東西均不值得保留。

　　（而且沒錯，如果你們覺得有必要聽一聽實話，任何東西都可以銷毀。）

　　我曾經對無法讀到那一年他的人生經歷而感氣憤。但現在我想，那又如何？少一年沒關係。每個人的人生猶如瑞士乾酪。

　　（以下所述全是題外話，有一周左右的時間，新來的傢伙克拉克似勾起我的興趣，今天他堅持給我上了一堂有關瑞士乾酪的課。他說，沒有孔的瑞士乾酪被稱作瞎子，因為那些孔叫作眼睛。可盲人還是有眼睛的，我說。我們不要太拘泥於字面的意思，他說。有許多貼切的比喻可以當作行為準則。於是我問，什麼是比喻？他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我說，我以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是錢。他說，如果你仔細想一想，莉利亞，錢是我們人類有史以來創造的一個最佳比喻。我怕他會喋喋不休，於是我說，感謝賜教。我趁他還沒繼續開口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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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11月19日

　　今天我二十歲了。

　　生日快樂，早晨當我準備和赫蒂一起吃早餐時她說。

　　我回來並非為了慶祝生日，但我不驚訝於赫蒂記得。今天是我回到埃爾姆塞宅的第三天，有點像小住的客人，有點像過去寄人籬下的我。到底我為什麼在這兒？也許因為懷舊，或盡最後的努力，剖析一件從未——而且可能永遠不會——明瞭的事。這個家沒有迎接我的出生，也不會見證我的死亡。我是誰的孩子？一個人是不是需要先搞清那個問題，才不再是誰的孩子？

　　我的人生過去了四分之一，充斥著無知與不幸，我說。

　　下一個四分之一肯定會更好，赫蒂說。

　　她相信三寸之舌是對付命運不公的良藥——假如赫蒂是奧維德，沒有生物要變形。

　　我說，更好的未來之於我，聽起來好像松露之於那些豬。它們搜尋僅是出於本能，它們的酬勞是什麼？到底，我和野豬有何區別？

　　赫蒂面不改色，儼然一朵玻璃做的花。你有見過找松露的豬嗎？她問。

　　沒有，我說。

　　我也沒見過，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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