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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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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藝術① ﹛①本文是對英國作家愛·摩·福斯特所作《小說面面觀》的評論,選自伍爾夫論文集《瞬間》。﹜ 小說是一位女士,而且是一位由於某種原因已經陷入困境的女士,她的仰慕者們必定常常會有這樣的想法。許多豪俠的紳士曾騎著馬兒來拯救她,其中的首要人物是沃爾特·雷利爵士①與珀西·盧鮑克先生②。然而,他們倆所採用的方法都有點兒太注重繁文縟節,使人覺得他們對於那位女士的情況雖然瞭解得不少,但是卻和她不很親昵。現在來了一位福斯特先生,他並不認為自己很瞭解她的情況,然而不可否認,他和那位女士相當熟悉。如果說他缺乏別人那種權威性的知識,他卻享有只有情人才有的特權。他敲敲寢室的門,而那位女士穿著睡衣和拖鞋就接見了他。他們把椅子拉到火爐前面,從容自如、機智巧妙、諧趣橫溢地娓娓而談,就像兩位已經沒有幻想錯覺的老朋友一樣,雖然事實上那臥室原來是一間教室,而地點則是萬分嚴肅的高等學府——劍橋。 ﹛①沃爾特·雷利(1861~1922),牛津大學英國文學教授。﹜ ﹛②珀西·盧鮑克(1879~1965),英國作家,他的專著《小說的技巧》在當時頗有影響。﹜ 福斯特先生採取這種不拘禮節的態度,當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不是一位學者;他也拒絕充當一名偽學者。這給那位主講者留下了一個雖然謙遜但是方便有用的觀察角度。按照福斯特先生的說法,他可以「把英國小說家們想像為並非那些浮載於時間之流中、如不多加小心就會被它席捲而去的人們,而是一群坐在一個類似大英博物館閱覽室那樣的圓形房間裡面,同時進行小說創作的人們」。實際上,他們是如此強調同時性,以至於他們堅持不必依照他們的時間次序來寫作。 理查森堅持認為他是亨利·詹姆斯的同時代人。威爾斯可以寫出一段完全可能出自狄更斯手筆的文字。由於他本人也是小說家,福斯特先生對於這種發現並不感到煩惱。經驗使他懂得,作家的頭腦是一架多麼混亂而無邏輯的機器。他知道:對於創作方式,他們考慮得多麼少;對於他們的先輩,他們遺忘得多麼徹底;對於一些他們自己的觀感,他們又往往多麼全神貫注。 因此,雖然那些學者們深受他的敬仰,他卻對正在奮筆疾書、進行創作的那些不修邊幅、煩惱不安的人們寄予同情。他並不是從什麼偉大的高度來俯瞰他們,而是像他所說的那樣,當他經過之時,他從他們肩膀後面望過去,辨認出往往在他們頭腦中反復出現的某些形態和思想,不論他們是屬於什麼時代。自從有人講故事以來,故事總是由十分相似的因素構成;這些因素他稱之為故事、人物、情節、幻想、預言、模式和節奏,現在他就對這些因素著手加以考察。 當福斯特先生輕快地一路溜達過去,他的不少判斷我們很樂意爭論一番,有許多觀點我們很高興反復討論。司各特不過是一個故事講述者,別無長處;故事是文學有機體中最低級的一種;小說家對於愛情的不自然的偏見,大部分是他進行創作時本人思想狀態的反映——在每一頁上,都有某種諸如此類的暗示或意見,使我們停下來思索一番,或者想要提出異議。福斯特先生從來不把他的嗓音提高到超出平常談話的水平,他掌握了說話的藝術,他說出來的話輕快地潛入聽眾的心靈,逗留在那兒,並且像那些在深水中開放的日本花兒一般綻開了。 但是,雖然這些話引起了我們濃厚的興趣,在某些一定的停頓之處,我們要求暫且止步;我們要福斯特先生站住並發表意見。因為,如果小說的確像我們所說的那樣陷入了困境,也許有可能是由於沒有人緊緊地抓住她,給她立下嚴格的界限。沒有給她定出過任何準則,為她考慮得非常之少。雖然規則可能是錯誤的,並且必須被打破,但是它們具有這些優點——它們賦予它們所隸屬的主體以尊嚴和秩序;它們允許她在文明社會中佔有一席之地;它們證明她是值得加以考慮的。 然而,對於他的這一部分職責——如果這是他的職責的話——福斯特先生明確地予以否認。除非出於偶然,他並不打算涉及關於小說的理論;他甚至懷疑她是否可以被批評家所接近,如果可以的話,也不知道他該使用什麼樣的批評武器。我們所能做到的,不過是把他安插在一個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他的立足點的位置。也許,要做到這一點的最好辦法,就是極其濃縮地摘要引述他對於三位偉大人物——梅瑞狄斯、哈代和亨利·詹姆斯——的估價。梅瑞狄斯是一位被戳穿了的哲學家。他對於大自然的觀感,是「鬆散而豐富的」。當他變得嚴肅高尚之時,他就盛氣凌人。「在他的小說中,大部分社會價值是虛構的。裁縫不像裁縫,板球比賽不像板球比賽。」 哈代是一位偉大得多的作家。然而作為一位小說家,他卻不那麼成功,因為他的人物「過分地遷就情節;除了他們的鄉村性格之外,他們的活力已喪失殆盡,他們變得單薄而乾枯——他對於因果關係的強調,已超過了他的表現形式所能負荷的程度」。亨利·詹姆斯沿著小說的美學職能這條狹窄的道路追求探索,並且取得了成功。然而,以什麼犧牲作為代價呢?「人類生活的大部分都不得不隱退消失,他才能給我們創造出一部小說。只有殘廢的生物,才能在他的小說中呼吸。他的人物不僅數量稀少,而且線條貧乏。」 如果我們現在來看看這些論斷,並且把被福斯特先生所首肯和忽略的某些東西放在它們旁邊來一起考察,我們將會發現,即使我們不能用一種教條來把福斯特先生束縛住,我們也能指出他局限於某種觀察角度。有某種東西——我們暫且避免說得更加明確——他稱之為「生活」的某種東西。他正是拿這種東西來和梅瑞狄斯、哈代或詹姆斯的作品相比較。他們的失敗之處,總是與生活有某種關係。與小說的美學觀念相對立的,是人性的觀念。它堅持要「在小說中浸透了人性」,堅持「人在小說中應有極大的表現機會」;犧牲了生活而獲得的勝利,實際上是一種失敗。於是,我們就看到了那個關於亨利·詹姆斯的顯然極其苛刻的結論。因為,亨利·詹姆斯把某種與人無關的東西帶進了小說。他創造了一些模式,雖然它們本身很美,卻與人性背道而馳。福斯特先生說,由於亨利·詹姆斯忽視了生活,他將會滅亡。 然而,那些孜孜不倦的學生們也許會要求對此作出解釋:「這個如此神秘莫測、自鳴得意地不斷在關於小說的專著中冒出來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東西?為什麼在一種模式中沒有生活,而它又會出現在一個茶話會上?為什麼我們在《金碗》①這部書的模式中所得到的樂趣,不如特羅洛普描寫一位女士在牧師邸宅中喝茶在我們身上激起的感情來得有價值?顯然,對於生活的這種界說是太武斷了,有必要加以擴充。」對於所有這些詰問,也許福斯特先生會回答說,他並未定下任何準則:對他說來,小說似乎是一種太柔軟的物質,不能像其他藝術形式那樣加以剖割;他不過是在告訴我們,什麼東西感動了他,什麼東西使他不感興趣。 ﹛①《金碗》是亨利·詹姆斯於1904年寫的長篇小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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