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講稿(18)_伊塔洛·卡爾維諾

一八

　　我認為，即使是不公開宣稱自己是作家的人，在選擇文學作品的形式時，也需要一種宇宙模式（即通用的神話圖）。世界各國的文學在馬拉美之後都追求這種幾何圖案。這個圖案以現代科學的主調有序與無序為背景。在整個圖案中宇宙變成了一團熱雲，不可挽回地陷入熵的旋渦之中。但是在這個不可逆轉的過程內部，卻存在一些有序的區域。在這些區域裡趨向出現一種形式，似乎能夠看出一種圖案，一種透視圖。

　　文學創作即是這些區域之一，在其內部生命呈現出某種形式，具有某種不固定、不明確的意義。這個意義不像僵化的岩石，而是一個有生命的機體。詩歌最仇視偶然性，雖然它也是由偶然性繁衍出來的。但詩歌知道，偶然性最後必然會被戰勝。「骰子一擲永遠取消不了偶然」。本世紀最初幾十年在繪畫藝術中產生後來蔓延到文學中來的各種邏輯、幾何圖形與形而上學的創作方法，應該用上面那個觀點來重新進行評價。如果把晶體作為一面旗幟，那麼一些國家中許多看來不一樣的作家都可以集中到這面旗幟之下，例如法國的保爾·瓦萊裡，美國的沃萊斯·斯蒂文斯，德國的戈特弗裡德·貝恩，葡萄牙的費爾南多·佩索亞，西班牙的雷蒙·戈麥斯·德·拉·塞爾納，意大利的馬西莫·邦騰佩利，阿根廷的博爾赫斯，等等。

　　晶體具有精確的晶面和折射光線的能力，是完美的模式，我一直認為它是一種象徵。當我知道晶體的產生和生長與簡單生物體的產生和生長極其相似時，我對晶體的喜愛變得更加強烈了，認為它就是生物與礦物之間的一座橋樑。

　　為了刺激我的幻想，我常常閱讀科學著作。最近我偶然讀到生物形成過程的模式：「一邊是晶體（象徵表面結構穩定而規則），一邊是火焰（雖然它的內部在不停地激蕩，但外部形式不變）。」我這裡引用的是馬西莫·皮亞特裡—帕爾馬裡尼寫的一篇文章，該文介紹了皮亞傑與喬姆斯基在魯瓦歐蒙研究中心進行的辯論（《語言理論與學習功能》，巴黎，瑟伊出版社，1980年出版）。火焰與晶體這兩種形象代表了生物學上的兩種選擇，後來被語言理論和有關學習功能的理論所借用。

　　皮亞傑觀點的哲學蘊含是「從噪聲到有序」，即火焰；喬姆斯基觀點的哲學蘊含是「自我編制系統」，即晶體。我現在撇開他們的這些哲學蘊含不談。

　　我感興趣的是正確擺放這兩個形象圖案，使其構成一個像我在上一講中談到的16世紀的那個圖案。晶體與火焰，是兩種百看不厭的完美形式，是時間的兩種增長方式，是對四周其他物質的兩種消耗方式，是兩種道德象徵，是兩個絕對，是區分事件、思想、風格與感情的兩個範疇。剛剛我提到了本世紀文學中的晶體派，我想同樣可以擬出火焰派的名單。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晶體派，但是我上面引用的那些話卻教我不要忽視火焰的作用，因為火焰也是一種生存形式與生存方式。因此，我希望火焰派的人，也不要看不到晶體可能給人帶來的寧靜感和教訓。

　　城市這個形象比晶體與火焰的形象更為複雜，我可以用它來表現幾何圖形的合理性與人類生活的混亂狀態之間的矛盾。我認為我的作品中含義最豐富的仍然是《看不見的城市》，因為我在這本書中把我的各種考慮、各種經歷與各種假設都集中到同一個形象上。這個形象像晶體那樣有許多面，每段文章都能佔有一個面，各個面相互連接又不發生因果關係或主從關係。它又像一張網，在網上你可以規劃許多路線，得出許多結果完全不同的答案。

　　在《看不見的城市》裡，每個概念和每個標準都有兩重性，精確也有兩重性。這本小說中有一段寫忽必烈汗，表現了智力向有理化、幾何化與代數化轉變。忽必烈把他那個帝國看成一盤棋，把馬可·波羅給他詳細描述的那些城市看成是黑白相間的棋盤上的車、馬、相、王、後、兵。他這樣做的結果是，他佔領的所有地方都變成了這個棋盤上那些棋子下面的小方格，而這些小方格又是虛無的象徵……這時意外的事發生了：馬可·波羅請大汗仔細觀察一下他所謂的虛無。

　　……大汗努力使自己集中思想下棋，但不明白下棋的目的何在。下象棋的目的是贏或輸。贏什麼，輸什麼呢？真正的賭注是什麼呢？將死了，勝利者的手拿走了對手的王，留下一個白色或黑色的方格，什麼也沒有。忽必烈剖析自己的每一個勝利，以求找到答案。他那決定勝利的最後一役，也變成了一塊平整的木格。最後勝利給帝國帶來的一切財富，都是些騙人的外表。

　　這時馬可·波羅說：「陛下，您的棋盤是用烏檀和槭木兩種木料鑲嵌而成。您的慧眼望著的那個方格是從旱年生長的樹幹上砍下來的，您看清它的紋理了嗎？這兒有個小節疤。早春時那兒有個幼芽冒出來，但夜間的霜凍扼殺了它。」以前大汗尚未發現這個外國人能流暢地用蒙古語講話，但令他驚訝的卻不是這個外國人的語言知識。「看，這兒有個大一點的孔。也許那兒曾是一條幼蟲的巢。那決不是蛀蟲；如果是蛀蟲，它會咬個大洞。那是一條毛毛蟲，吃樹葉的毛毛蟲。因為樹葉吃光了，樹才被砍下來……這條邊上木匠用鑿子鑿了一個榫眼，可與旁邊有榫頭的方格對接……」

　　從一塊平整的小方格上能夠看到這麼多東西，使忽必烈覺得眼花繚亂。馬可·波羅呢，又在給他講述烏檀樹林、河中順流而下的木筏、渡口、婦女站在窗口盼望……

　　我寫這些東西的時候，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我對精確性的追求變成了雙重的追求：一方面是把偶然的事件變成抽象的圖案並藉以進行運算、證明定理；一方面是努力選擇詞匯，盡可能準確地表達事物中可感知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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