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格爾街(39)_奈保爾

三九

　　▼謹慎

　　直到一九四七年，博勒才相信戰爭已經結束，那之前他常常說：「那僅僅是宣傳，只是用來欺騙黑人的謊言。」

　　一九四七年，美國人開始拆除喬治五世公園裡的兵營，為此許多人感到失落。

　　一個周日，我去找博勒，他一邊給我剪髮，一邊說：「聽說戰爭結束了。」

　　我說：「我也聽說了，可還是有些懷疑。」

　　博勒說：「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些人是宣傳的行家，但我是這樣看待的，如果他們要繼續打仗，就會保留這些兵營的。」

　　「可他們拆除了兵營。」我說。

　　博勒說：「確實。二加二等於幾？告訴我，等於幾？」

　　我說：「四。」

　　他若有所思地為我剪了會兒頭髮。

　　然後說：「好，我很高興戰爭結束了。」

　　理完發，我一邊付錢一邊說：「你認為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你覺得我們要去慶祝一下嗎？」

　　他說：「別著急，夥計。別著急。這是件大事，我還得好好想想。」

　　於是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

　　我還記得那個晚上，當停戰的消息傳到西班牙港，人們瘋狂不已，街上就像在過狂歡節。一首新的卡裡普索小調不脛而走，街上的每個人都隨歌而舞：

　　日日夜夜，瑪麗·安小姐
　　伴著男友漫步河邊。

　　博勒看著舞蹈的人們，說：「愚蠢！愚蠢！黑人怎麼這麼愚蠢？」

　　我說：「可你沒聽見嗎，博勒先生？戰爭結束了。」

　　他吐了口唾沫說：「你知道什麼？你去打仗了？」

　　「可收音機已經播了，我也在報紙上看到了。」

　　博勒大笑。他說：「任何人都會把你當孩子看。你自以為長大了，但你居然還相信報紙上的一切？」

　　這話以前我也聽過。博勒活了六十歲了，他發現的唯一真理就是：不能相信報紙上的任何東西。

　　這是他全部的哲學，但這並沒有使他高興。他成為這條街上最悲傷的人。

　　我認為博勒生性就是悲傷的。十一年來，我每週至少見他一次，但確信從沒見他笑過，除了冷笑。他個子高挑，不胖不瘦，卻面帶苦相，嘴角下撇，眉毛下掛，兩眼大而無神。

　　令我吃驚的是，博勒不做理髮師後還能維持生活。我猜他是一個登記在冊的搬運工，他的手推車是我見過的最小的。

　　那不過是兩個輪子上架了一個小盒子，他獨自推著。那高大的身軀，帶著一副聽天由命、無所謂的架勢，讓你覺著他這麼做是何苦呢。小車上只裝了兩三包麵粉或糖。

　　每逢周日，博勒又變回理髮師。如果他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事，那就是會理髮。

　　博勒經常對我說：「你知道塞繆爾嗎？」

　　塞繆爾是我們這兒最成功的理髮師。他很富有，每年都會花一周時間去度假，而且喜歡讓每個人都知道這事。

　　我說：「是呀，我知道塞繆爾。可我一點兒也不喜歡他碰我的頭髮。他根本不會理髮，只會在我頭上亂抓一氣。」

　　博勒說：「你知道是誰教會塞繆爾理髮的嗎？知道嗎？」

　　我搖了搖頭。

　　「我，是我教塞繆爾的。他剛開始學理髮時，連自己的鬍子還不會刮呢。他哭著求我說，『博勒先生，博勒先生，教我怎麼給人理髮吧，我求你了。』好，我教了他，瞧他現在怎樣了，嗯？塞繆爾是越來越發了，但我仍舊住在這間破爛的老房子裡。塞繆爾有一間專門理髮的屋子，而我還得在那棵芒果樹下露天理髮。」

　　我說：「可是在外邊挺好的呀，比在悶熱的屋子裡坐著好。可是你為什麼平常不給人理髮呢，博勒先生？」

　　「哈，孩子，這是個大問題。事實是，我就是信不過自己。」

　　「不對。你理髮理得非常好，比塞繆爾強。」

　　「我倒不是這個意思，孩子。當一個人坐在你面前的椅子上，你呢又不喜歡這個人，手裡還捏著一把剃刀，這個時候什麼怪事都可能發生。這些天，我只在喜歡一個人的時候給他理髮，我可不願意隨隨便便給誰理髮。」

　　＊＊＊

　　儘管在一九四五年時，博勒並不相信戰爭已經結束。但在一九三九年，他是最大驚小怪的人之一。當時西班牙港僅有的三份報紙，《特立尼達衛報》、《西班牙港新聞報》和《晚報》，他每期都買。戰爭爆發後，《晚報》開始發行特刊，他也買。

　　那些日子裡，博勒老說：「有許多人自以為可以擺佈別人的生活，他們以為我們窮，我們就無知。可我偏不信這個邪，你們聽著，我會每天坐下來讀報紙，天天這麼做。」

　　博勒對《特立尼達衛報》特別感興趣，有段時間，他每天都要買下二十多份。

　　《衛報》正舉行一種叫「失蹤的球」的有獎遊戲。他們在報上印出足球比賽的圖片，但不標出球的位置。你只要用「X」標出球的位置，就有機會贏一大筆錢。

　　標注這個失蹤的球便成了博勒最大的樂趣之一。

　　起初每一周，博勒都很高興地給《衛報》寄上一份標有「X」的報紙。

　　對我們大家來說，這是一周中最激動人心的事。

　　哈特常說：「博勒，我打賭，你一旦贏錢了，就會忘了我們大家。你會離開米格爾街，在聖克萊爾大道買棟大房子，夥計，是吧？」

　　博勒說：「不，我不會留在特立尼達，我想走，去美國。」

　　博勒開始標兩份X圖了。然後三份、四份、六份。他沒有贏到一分錢，人卻變得越來越暴躁。

　　他總是說：「你們聽著，這是一個巨大的惡作劇，那些辦報紙的傢伙早就陰謀好了，他們已經定下了誰會拿這個獎，他們只想把所有黑人的錢騙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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