鵝之書(31)_李翊雲

三一

　　抵達東哈姆堡的車站時，我們又在月臺上看見那位法國攝影師。他上了我們的那列火車，並知道我們的目的地。我沒想到可能是有人暗中向他透露了我們的行程。我只擔心湯森太太會對他感到惱火。她果然如此。她三言兩語命我坐到一張長椅上，不准與任何人講話，接著她和那位攝影師一起走到月臺更遠的地方。我怎麼可能與誰講話？除了那位攝影師和我們，另外下火車的只有兩個人，還有一名在月臺上來回走動的男子，陷於自己的沉思中，手裡拿著帽子。我猜他們中不會有人朝我走來，用法語說「你好」。

　　那列火車呼哧呼哧地作響，然後徐徐離站，仿佛差點不忍撇下我似的。我看著站長寬闊的背影，欣賞他的制服。我轉動我穿在新靴子裡的腳趾。我端詳我的手，那雙麂皮手套跟小羔羊的下腹一樣柔軟。我前一晚的淚水感覺與我的童年、與法國一樣遙遠而不真實。我的人生沒有那麼糟。我們抵達伍德斯韋後，我也許會發現更多美好的事。我也許甚至可以把自己變作法比耶娜，將一切視為遊戲，逗自己開心。

　　湯森太太和那位攝影師走了回來。她告訴我，她與朗貝爾先生已經達成協議。他們倆都認為，記錄我在伍德斯韋的生活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朗貝爾先生會拍幾張我在火車站的照片。由於還沒開學，湯森太太說，那天朗貝爾先生將不與我們一同去學校，可一旦我安頓好，他很快會來訪。

　　當一位知名少女作家可以是一場遊戲。對著朗貝爾先生的鏡頭燦爛地微笑，傷感地望著一月份籠罩在樹梢上的薄霧，仔細查看貼在車站的時刻表（用的是我讀不懂的英語），一邊諦聽湯森太太講話，一邊恭順地露出全神貫注的表情——這些動作都可以算在遊戲裡。這個遊戲與寫書不同。沒有法比耶娜，我什麼也寫不出來，但我可以自編遊戲。當朗貝爾先生祝我學業順利、向我道別時，我直視他的眼睛。「早點為我捎來法國的消息，先生。」我說。我從未對陌生人如此不矜持過。

　　一位名叫米克的男士來車站接我們。趁朗貝爾先生給我拍照時，他已經把我們的行李搬到車上。我向米克打招呼，但他不會講法語。現在你該使用英語了，湯森太太說，並教我怎麼對他講「你好」。他紅色的頭髮似乎需要好好梳理一番，隨即我想像著踮起腳，觸摸他頭頂那團亂蓬蓬的東西。像米克那樣的男人，讓你想要為他或對他做點什麼，而不是與他握手，道一聲寡淡的「你好」。

　　米克是住在伍德斯韋的唯一男性。他當司機，還兼職園丁和維修工。很快他將被寫入我的日記——我在這所新學校接到的第一份作業。晚飯後的一個小時，我被安排坐在湯森太太起居室的書桌前，我要在沙坦先生送我的那本皮面裝幀的厚筆記本上寫東西。

　　我不知道該寫什麼，但米克似乎是個不錯的主題，他像樹一樣不會傷人——不是一棵宏偉的老樹，也不是樹苗，而是一棵看起來和其他樹無異的樹。但為了謹慎起見，我沒有在日記裡寫下他的名字。我寫的是，在我抵達英國之際，第一位在那兒歡迎我的人是一個頭頂有鳥巢的男人。一天后，我決定在那個鳥巢裡放幾顆雲雀蛋。接著我把他寫成一名雜技演員，踩著一副高蹺走來走去，這樣他在果園裡幹活時就不必用梯子了。他善於保持平衡，那些鳥蛋絕不會從鳥巢滾出來。他對棲息在他頭頂的鳥媽媽很好，鳥媽媽孵蛋期間，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睡覺。後來，當小鳥破殼而出後，他會在鳥媽媽未及時回來哺養那幾張嗷嗷待哺的嘴時，喂吃的給它們。就這樣，他和那幾隻小鳥成了朋友，即便當它們已經長大可以飛走時，它們也不離去，因為他總是從他的花園裡找來蠕蟲和蛆，供它們盡情享用。

　　＊＊＊

　　伍德斯韋有十五個女生，我將是第十六個。其他女生尚未過完寒假返校，她們在自己家或朋友家或在滑雪勝地。

　　校舍謝爾布魯克宅第建造的年代不是太久遠，湯森太太告訴我。雖為都鐸風格，但沒那麼老，她說，後又補充道，當然，比起更早建的房子，這棟樓確保提供現代化的便利設施。這附近曾有一家製造廠，謝爾布魯克製造廠，一位工廠主為他全家造了這棟樓，可他在房子建成前過世。後來這家人的兩個兒子均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戰。那位工廠主的遺孀和她的三個女兒曾住在這裡，過去七年，謝爾布魯克宅第成為伍德斯韋淑女學堂的所在地。這棟樓用來做女校再合適不過，湯森太太在我抵達那日帶我四處參觀時這麼對我說。

　　這棟樓裡沒有人，只住著廚娘、她的助手和兩名女僕，她們似乎個個神出鬼沒。人們通常聽到——感覺到——她們的存在，卻看不見她們，如同一個人自己的胃。過去幾日，我一個人在用餐室吃飯。兩名女僕中年紀較輕的埃茜給我端來放在託盤上的食物，可她不會講法語，當我說著我蹩腳的英語時，她似乎替我感到窘迫。她不比我年長許多，可她已經在掙錢謀生。我尋思法國有沒有淑女學堂。法比耶娜和我可以去類似那樣的地方打工，在一棟大宅的底層活動。沒有人會真正知道我們的身份，也正因為那樣，我們會過得開心自由。

　　湯森太太每天給我上兩節英語課，分別在早上和下午。她的起居室裡擺了很多具有東方風情的物品，它們的名字我聽完又忘記。這間房平時不用來上課。但由於女生們還沒返校，她解釋，我們不妨讓自己舒適些。

　　「我發現你在做新的嘗試，」一天下午湯森太太對我說，「你是不是在致力於一種不同的手法？」

　　我不知道她在講什麼。

　　「我指在你的寫作上，」她說，「你是不是在嘗試新東西？」

　　「我的寫作？」

　　「我看了看上周你在日記裡寫的東西。有些地方寫得非常棒。」

　　我的日記。我感到的不是驚慌，而是我的猜測得到了證實。晚上，我的寫作時間結束時，湯森太太不曾要求閱讀我的筆記本，但我懷疑她會趁我不在時到我的房間去。那間房很漂亮，真的非常漂亮。從窗戶可以眺望果園，白色的蕾絲窗簾雅致極了，我有時坐在窗臺上，把那窗簾當作戲服裹住自己。淡藍的牆紙上綻放著一排排素白的玫瑰，每一朵和下一朵一樣美麗無瑕，看起來全都一模一樣。屋裡的床、五斗櫥和書桌——雖然沒有一樣是新的，我看得出來，但聖雷米的人決未見過比它們更考究的東西。湯森太太會進我的房間、閱讀我的日記，那是我必須付出的代價。機靈的我沒有描寫一個長得像湯森太太的女巫，燙過的頭髮猶如鋼絲，戴著一條看上去像是用煮熟的魚眼串成的珍珠項鍊。

　　「這個頭髮裡有鳥巢的男人，他是米克嗎？」

　　「哦，不，」我說，「完全不是。」

　　「所以他是你虛構的人物。」

　　「是的，和美。」

　　「你怎麼想到虛構這樣一個人物的？」

　　我搖搖頭，仿佛我被自己難住。在巴黎，記者們問我是怎麼構思出這樣或那樣一篇故事的，我總是表現得好像他們問的問題太複雜，我回答不了，而且也太荒謬。「我不知道，」我對湯森太太說，「我永遠無法解釋一個構想是怎麼產生的。我們養的母雞，有些很會下蛋，但它們解釋不了它們是怎麼下蛋的。」

　　「胡扯，」湯森太太說，「作家不是母雞。」

　　「噢，當然不是，」我說，「我的意思是——」

　　「我十分清楚你的意思。之前報紙援引過你剛才講的話。我不知道這個比喻是你自己想出來的，還是有人教你這麼講。但我必須提醒你：講那種話，對你自己沒有好處。一隻母雞可以被另一隻母雞取代，在我們眼裡，所有雞蛋都是一樣的。你明白嗎？」

　　「是，和美。」我說，並努力顯出嚴肅的表情。如果湯森太太不知道兩隻母雞下的蛋外表是有區別的，那麼和她講什麼都沒用。

　　她點頭，接著把身子向後靠在沙發上，仿佛想更一覽無餘地看著我和我坐的椅子。「我想，」她說，「我不該束縛你的想像力，所以我的建議是，你繼續盡情地隨性發揮。不過，像你目前所寫的那樣一篇奇幻故事，在我看來，未達到你應有的水準。」

　　「我不會再寫了。」我說。

　　「不，我不是那意思，」湯森太太說，「照你現在這樣寫下去。你在寫作上任何新的進展都必會引起我和公眾的興趣。」

　　「為什麼？」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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