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日將盡(21)_石黑一雄

二一

　　不過，還有與此有關的另一件事一直生動地留在我的記憶當中。如今，原來的宴會廳已經不再擺放餐桌，那個寬敞的大廳由於其天花極高且非常華美，法拉戴先生就將其派作了類似畫廊的用場。但是在爵爺的時代，宴會廳還是經常使用的，常設的長餐桌可供三十位或更多的客人就座用餐；實際上，那個宴會廳是如此寬敞，只要在常設的長餐桌一頭再加設幾張小餐桌，就能供差不多五十位客人就座用餐。

　　當然，在尋常的日子裡，達林頓勳爵就跟如今的法拉戴先生一樣，是在氣氛更加親切的餐廳裡用餐的，那是招待十二位客人用餐的理想場所。不過我記得在那個特別的冬夜裡，餐廳因為某種原因無法使用，達林頓勳爵只得跟唯一的一位客人——我想應該是爵爺任職外交部時期的同僚理查德·福克斯爵士——在那空曠的宴會廳裡共進晚餐。您無疑也會同意，在侍餐的時候，最困難的情況就莫過於只有兩個人用餐了。我本人是寧肯只伺候一位用餐者用餐的，哪怕他是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在有兩個人一起用餐的情況下，就算其中一位是自己的主人，你也會發現最大的難題就在於很難做到既要全意殷勤又須完全不引起注意這一優質侍餐服務的核心要義；在這種情況下，你難免會有這樣的懷疑，即你的在場是否妨礙了兩位用餐者的談話。

　　那天晚上，宴會廳裡的大部分空間都處在黑暗中，兩位紳士肩並肩坐在長餐桌的中間位置——因為餐桌過於寬大，不宜於對坐——照明只有餐桌上的燭臺以及對面劈啪作響的爐火。為了將我的存在感減到最低，我決定站在比平常距離餐桌遠得多的暗處。當然了，這一策略也有其明顯的不利之處，每次我走向光亮處侍餐的時候，還沒等我走到餐桌前，我前進的腳步就會產生又長又響的回聲，以最招搖的方式讓用餐者注意到我的到來；不過也確有一大優點，可以使我站在一旁待命時幾乎不會被人注意到。正是在我這樣侍立於離開兩位紳士有一段距離的暗處的時候，我聽到坐在兩排空椅子中間的達林頓勳爵談起了佈雷曼先生，他的聲音一如既往地平靜而又溫文，然而卻在高大的四壁間產生了強烈的迴響。

　　「他曾是我的敵人，」爵爺說道，「可是一直都表現得像個紳士。在我們兩國相互炮擊的六個月期間，我們彼此都能以禮相待。他是位紳士，必須恪盡職守，我對他本人並無絲毫怨恨。我曾對他說：『聽我說，我們現在是敵人，我會不惜一切跟你戰鬥到底。但是在這一可悲的事務結束之後，等我們之間不必再相互為敵的時候，我們一定要一起喝一杯。』但可悲的是，這一君子協定卻讓我成了一個騙子。我的意思是，我跟他說過一旦戰爭結束以後我們就不再相互為敵了。如今我有何面目再去見他，跟他說我所言不虛呢？」

　　就在那同一個夜晚的稍後時段，爵爺一邊搖著頭，一邊語氣沉重地說：「我是為了維護世界的正義才打那場戰爭的。據我的理解，我並沒有參加到針對日耳曼種族的仇殺當中。」

　　時至今日，每當聽到針對爵爺的各種說法，每當聽到這些日子裡甚囂塵上的有關他的行事動機的那些愚蠢的誅心之論，我就會高興地回憶起他在那間空蕩蕩的宴會廳裡說出的那番肺腑之言。在以後的這些歲月當中，針對爵爺的所作所為無論曾有過如何紛紜複雜的說法，至少我個人從未懷疑過，他所有的言行無不源自他內心深處渴望伸張「世界的正義」的終極願望。

　　那個夜晚過後沒多久，就傳來了佈雷曼先生在漢堡至柏林的一列火車上開槍自殺的噩耗。爵爺自然是非常難過，並馬上制訂計劃，對佈雷曼夫人致以哀悼之情並予以經濟援助。然而，在經過好幾天的努力之後——其間我本人亦曾竭盡所能給以協助——爵爺都尋覓不到佈雷曼先生家人的任何行蹤。看來，他已經有挺長一段時間無家可歸、妻離子散了。

　　我相信，即使沒有這個不幸的消息，達林頓勳爵也會開始他日後的那些作為的；他那唯願終結不義與苦難的渴望就深深地根植于他的本性中，他是不可能改弦更張的。事實上，佈雷曼先生死後不過幾個禮拜，爵爺就開始花費更多的精力和時間致力於解決德國的危機。眾多政府的權貴與社會上的名流都成為府裡的常客——我記得，這其中就包括了丹尼爾斯勳爵、約翰·梅納德·凱恩斯^①先生和H·G·威爾斯^②先生，那位著名的作家，以及其他很多「不宜公開」的人士，在此我也就姑隱其名了——這些來賓經常和爵爺一連好幾個鐘頭閉門密商。

　　﹛①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主義創始人，認為失業和經濟危機的原因在於有效需求的不足，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並管理通貨，主要著作有《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等。﹜

　　﹛②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國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學幻想小說《時間機器》和《星際戰爭》、社會問題小說《基普斯》、《托諾——邦蓋》以及歷史著作《世界史綱》等。﹜

　　有些來賓事實上是絕對「不宜公開」的，我得到指示要確保不能讓僕傭們得悉他們的身份，有時甚至都不能讓人看到他們。不過——我可以自豪而又感激地說一句——達林頓勳爵從來都未曾試圖避過我的耳目；我還記得有好幾次，某位大人物一句話說到一半就停下來，警惕地瞥上我一眼，而爵爺無一例外地都會保證說：「哦，但說無妨。在史蒂文斯面前您什麼話都可以講，這一點我可以向您保證。」

　　於是，在佈雷曼先生去世後的大約兩年間，在爵爺與那段時間已成為其最親密盟友的大衛·卡迪納爾爵士的不懈努力下，已成功地聚集起一個由重要人士組成的廣泛聯盟，其共同的信念是德國的現狀已經不能再這樣持續下去了。這其中不但有英國人和德國人，還有比利時人、法國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他們的身份則是高級外交官和政要、傑出的神職人員、退役的軍方士紳、作家與思想家。其中的有些紳士是因為跟爵爺的見解一致，深切地感覺到在凡爾賽簽訂的和約遠非光明磊落，為了一場已經結束了的戰爭而繼續懲罰一個戰敗國是不道德的行徑^①。其他人顯然對於德國或是她的子民並不這麼關心，但他們認為該國的經濟亂象若不得到遏止，則極有可能以驚人之勢蔓延至全世界。

　　﹛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協約國與德國在法國凡爾賽宮簽署《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生效。一九一八年十月德國政府請求美國總統威爾遜協調停戰時，宣稱接受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精神作為公平合約的基礎。但協約國要求「德國賠償一切從陸海空入侵協約國時對人民及其財產所造成的損失」。條約是一九一九年春巴黎和會時起草的，當時的決策者為「四大領袖」：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克列孟梭、美國總統威爾遜和意大利總理奧蘭多，前三人事實上握有決定權。戰敗國根本無權過問條約內容，其他協約國也只起配角作用。條約規定，德國的人口和領土均減少百分之十，德國的海外殖民地全部被瓜分。條約起草時，很難計算德國人賠償損失的精確數字，尤其是對法國和比利時的賠款。到一九二一年，有一專門機構估定德國民眾的損失總額為三百三十億美元。儘管當時的經濟學家認為籌集此項鉅款勢必擾亂國際金融秩序，協約國仍堅持要德國賠款。條約還規定，如果德國拖欠款項，協約國可以採取懲罰措施。四大領袖，尤其是克列孟梭，希望確保德國永遠不會對世界造成軍事威脅。和約包括許多這樣的細則條款，比如德軍人數不得超過十萬，撤銷總參謀部；禁止製造裝甲車、坦克、潛水艇、飛機和毒氣；只指定少量工廠生產武器彈藥；拆除萊茵河以東五十公里內的一切堡壘和工事。《凡爾賽和約》遭到德國人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合約是強加給他們的，這與十四點精神背道而馳，認為合約要他們做出破壞德國經濟的難以忍受的犧牲。《凡爾賽和約》在被批准後的幾年間做出了不少有利於德國的修改。許多歷史學家認為苛刻的合約以及後來對其條款的不認真執行，實際上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德國軍國主義的興起鋪平了道路。﹜

　　等到一九二二年初的時候，爵爺已經開始為心中一個明確的目標而努力了。這就是將這群同道中那些最有影響力的人物齊集達林頓府，舉辦一場「非官方的」國際會議——會議將集中討論《凡爾賽和約》中最為苛刻的幾個條款的修訂辦法。為了使他們的努力不至於付諸東流，任何此類的會議都必須具有足夠的分量，如此方能對於「官方的」國際會議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專為重新檢討和約的內容這一目的已經正式召開過幾次會議，但其結果卻只是徒增混亂和怨憤。我們當時的首相勞合·喬治先生已經呼籲于一九二二年春在意大利再次召開一次大型會議，爵爺最初的打算就是在達林頓府組織一次聚會以便確保意大利的會議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雖然爵爺和大衛爵士不遺餘力地辛苦工作，但這一時限確實還是過於緊迫了；但隨著喬治先生倡議舉行的會議再度無疾而終，爵爺於是著眼于計劃來年將於瑞士舉行的下一次大型會議。

　　我還記得那段時期裡的一天早上，我在早餐室裡為達林頓勳爵端上咖啡的時候，他有點憤憤地把手裡的《泰晤士報》折起來，說道：「這些法國人。我真是，說實話，史蒂文斯，有點受不了這些法國人。」

　　「是的，先生。」

　　「而且想想看我們還必須得在全世界面前跟他們手挽著手，肩並著肩。一旦被人提醒到這一點，你就巴不得好好去洗個澡。」

　　「是的，先生。」

　　「上次我在柏林的時候，史蒂文斯，奧費拉特男爵，家父的老朋友，走上前來跟我說：『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們？難道你們看不出來再這樣下去我們就承受不了了嗎？』我真是很想直接告訴他，這全是那些可鄙的法國人幹的。這麼胡鬧可絕非英國人的行事風格，我想跟他說。可我轉念一想還是不能這麼做：絕對不應該詆毀我們親愛的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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