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57)_伊塔洛·卡爾維諾

五七

　　▼我也曾是斯大林主義者？①

　　﹛①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共和國報》（La Repubblica）。斯大林出生百周年紀念專輯。（作者按）﹜

　　我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間因為意共與斯大林劃清界線腳步太慢而退黨的人其中之一。至於當斯大林還在世，或斯大林路線被意共奉為圭臬時我說了什麼？當年我不也曾是斯大林主義者嗎？我多希望能回答說：「我不是」或「我是，但我並不知道那是怎麼回事」，或者，「我以為我是，其實根本不是」。這些回答沒有一句與事實完全吻合，又各有其真實性。我若想搞懂也讓別人搞懂我當時的想法（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這麼多年了，一個人會變，連帶他的回憶，對自己當年的回憶，也會跟著改變），最好先說：「是的，我曾經是斯大林主義者」，然後再試著厘清這句話的涵義。

　　先撇開這個問題的主觀前提（在戰亂中一個既無政治經驗亦無政治概念的意大利年輕人是怎麼忽然發現自己是共產黨員的）和客觀前提（提到斯大林就想到斯大林格勒，扭轉希特勒節節推進的一面倒形勢，使鐵與火的暴風雪落向柏林的蘇俄）不談，不是說不重要，我們就算它是不言而喻吧，直接切入重點：對我們來說，對我來說，斯大林是誰？（我最好先用單數人稱，再看看接下來由我的個人記憶中是否能找出一些適用於集體的考量。）一九四五年到五三年之間由盟軍大勝及冷戰中重整旗鼓的西方世界眼中的斯大林是誰？本人幾乎從不露面而官方肖像一成不變，不時飄然降下如神諭般的講話，然後萬籟俱寂中一片歌頌、讚美上帝之聲揚起，不絕於耳，要如何建構他的面目？

　　相隔千山萬水（幸好隔了千山萬水，這一點不是所有人都能瞭解）所能勾勒出的斯大林不止一個：對許多「忠貞」、仍在等待革命號角吹響的共產黨員來說，斯大林是這場革命勢在必行的保證人（事實正好相反，斯大林其實傾向于防堵蘇聯勢力範圍之外的任何革命）。還有一個斯大林，說無產階級應該拾起資產階級棄之不顧的民主自由旗幟，這也正是陶利亞蒂領導下的意共引為依恃的斯大林策略，看起來倒是跟對抗軸心國的三強（或五強）結盟中受到肯定，同時肩負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歷史延續責任的形象相符……這是我眼中的斯大林嗎？但又如何解釋所有那些明擺著與之唱反調的形勢呢？我們來試述第一個推論：即便結構緊密，斯大林主義對西方共產黨人士而言在一定範圍內有標準相當分歧的政治、文化、行動可能。斯大林主義者有很多種，遊戲規則是主張某一路線者不能視此路線為其他路線的替代方案。

　　對我來說，斯大林成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自他與羅斯福、丘吉爾坐在雅爾塔的籐椅上合照那一刻才開始的。之前種種，鬥爭托洛茨基，大規模肅反，都是「前朝事」，我不覺得與我有直接關聯。當然，在步步進逼的悲觀情勢中，莫斯科大審令人匪夷所思的自白無異又罩下一層陰霾（布達佩斯及布拉格審判期間同樣故事又重演，更是雪上加霜）。

　　不過，在大戰的熾烈火焰照耀下，其他火光顯得如此渺小，為大熔爐所吞沒。連投入政治鬥爭在我們之前的人——一九三九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所受重創，也在接下來那幾年的歷史中得以平撫（只要不深究細節，反正意大利對此所知不多）。那段歷史始於對稱霸歐洲的納粹－法西斯不滿的反對運動，是我亟欲融入的歷史，還有在過去提早透露此歷史之將至的種種，也是我認同的對象。斯大林似乎代表了共產主義成為洪流的那一刻，與原先湍急、毫無章法的竄流大不相同，一條彙集歷史潮流的大河。所以我可以這樣界定我的立場：我的親斯大林與反斯大林皆源自同一價值中心。正因為如此，對我及其他許多人來說，反斯大林意識之崛起並不是一個轉變，而是個人信念的實現。

　　並不是說對我而言另一個歷史不存在，不願接受那個形象。我寧願被視為馬基雅維利論最憤世嫉俗的鼓吹者，也不願被看作那些說「斯大林的罪行？誰不知道？我一點也不存疑」的人。沒錯，屠殺涉及層面之廣無人存疑（直至今日，每一次新的受害人統計數據出來，都會推翻前一次太過樂觀的調查結果），也沒有人知道政治審判中的荒誕自白是怎麼回事（或許是一種微妙的革命心理，基於此一心理，失寵、永無翻身之日的領導人甘為社會主義的發展自我污蔑，即便寇斯特勒〔Arthur Koestler〕關於該論題曾寫過一本很精彩的書，但依然犯了太樂觀的毛病），不過有助於瞭解某些事——至少有助於瞭解許多尚不明所以之處——的線索並不是沒有。列入考慮或放棄都在你：這跟相信不相信不同。舉個例子，我是法朗克·文圖理（Franco Venturi）的朋友，他對發生在蘇俄那邊的事知道得不少，以哲學家的挖苦語氣描述給我聽。我不相信他嗎？我當然相信他。只是我這麼想，身為共產黨員，應該用不同於他的觀點來看這些事情，不以好或壞來下評斷。還有，除了導致我脫離行動行列，脫離組織、群眾，失去參與當時我最關心的某件事的機會之外，經驗的無法傳承，或者我們說經驗傳承的成效不彰，始終是歷史及社會體制中最教人灰心的事實之一，面對蒙蔽雙眼的一代無能為力，歷史進程的推動取決於不完全受意志操控的力量、未厘清及有所偏頗的信念、未經篩選的抉擇及不必要的需求。

　　現在我可以試著闡明我的裁決：斯大林主義憑恃需求起家，一切已經註定。歷史半點不留情。只有當我理解到即便是最無可置喙的需求也有選擇的空間，而斯大林的選擇大多禍及無辜時，所有斯大林主義的辯解都不攻自破。

　　斯大林主義有一個領域的消極性是我無法坐視不管的，那是我直接面對的工作領域。蘇維埃文學及藝術—自革命告一段落後—貧乏陰鬱，由粗糙、專橫的指示可知其官方美學。由於我不清楚蘇維埃領導制度的運作，所以並不能直接歸咎斯大林（由他「簽署」的講話中看來，斯大林比他的信徒還要開放）。我當時的理解是這樣的：那幾年在蘇聯，共產黨領導進駐文化與團體生活中，某些領域在確實具備共產主義創造力的領導人帶領下獲益，其他領域—像文學、藝術—在幾次喧騰一時的自殺、死亡事件後，為不學無術的鑽營小人所把持。總之，有些事我弄清楚了，但最重要的一點沒有：正是文化界中的斯大林制度使得不學無術之徒占盡優勢，那是一個君主專制制度而非集體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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