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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白銀時代詩壇的四位「薩福」
柏拉圖曾經這樣說過：「粗心的人們聲稱繆斯只有九位，須知，
累斯博斯島的薩福是第十位文藝女神」。薩福是古希臘著名的女詩人，
公元前七世紀出生在小亞細亞海岸的累斯博斯島上。據說，她十七歲
時曾與當時的著名詩人阿爾開奧斯在賽詩會上相互酬唱贏得了詩名。
她在家鄉集聚了一批崇拜者，全都是美麗、可愛、活潑的少女，與她
們一起吟詩、彈琴、唱歌、跳舞，在城郊山水之間縱情漫遊，並為她
們寫下了不少詩歌，其中的內容既有傳授生活教義的，也有嘆惜離別
的，還有表示親昵的（據此，後世有學者認定薩福是最早的女同性戀
者）。薩福的詩歌有強烈的感性、甚至官能特徵，語言優美、純樸，
抒發感情時而細膩、含蓄，時而熱烈、大膽，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對古羅馬詩歌，乃至整個歐洲的詩歌產生過很大影響。英國詩人拜倫
在長詩《唐璜》中稱她為「如火焰一般熾熱的薩福」，更有批評家認
為：「薩福在詩歌中給予世界的，如同米開朗基羅在雕刻中、達·芬
奇在繪畫中給予世界的一樣——盡善盡美。」她被公認為世界文學史
上女性詩歌的第一人。因此，後世常以「薩福」來褒稱各個時代在詩
歌中有出色表現的女詩人。在群星璀璨的俄羅斯白銀時代的詩壇上，
也出現過這樣四位被稱作「薩福」的女詩人。
四位「俄羅斯的薩福」中，成名最早、容貌長得最漂亮的是米拉
·洛赫維茨卡婭（Mirra Lokhvitskaya，1869－1905），她出生於彼
得堡一個貴族家庭，父親是一位法學教授，母親是法國人，諳熟歐洲
文學，熱愛詩歌。洛赫維茨基家共有兩個女兒，兩人都給俄羅斯文學
增添了不少光彩。大女兒瑪麗婭，筆名米拉，就是被稱作「俄羅斯的
薩福」的這位；小女兒娜傑日達，筆名苔菲，是一位著名的諷刺作家
（據說，1946年，西蒙諾夫和愛倫堡訪問巴黎時，斯大林曾交給他們
一項任務：邀請普寧或苔菲回國）。與妹妹的理性、冷靜、「喜歡抨
擊」不同，米拉身上有更多的浪漫主義因子，她多愁善感，喜歡沉溺
在自己的幻想中：「倘若我的幸福是一隻自由的鷹，……倘若我的幸
福是一朵奇異的小花，……倘若我的幸福是罕見的戒指，……倘若我
的幸福就在你的心中，……」。或許是由這種幻想力的驅動，米拉很
早就開始了自己的文學活動，照她自己的說法，在「學會拿筆的時候」，
已經開始寫詩，「十五歲開始」真正獻身於嚴肅的創作。1896年，她
出版了一冊詩集，受到了批評界的一致好評，獲得了俄羅斯科學院頒
發的普希金獎，這對她的詩歌探索是個不小的鼓勵。此後，她一生都
致力於詩歌創作中，並不時地從詩歌中汲取生活的意義。
米拉·洛赫維茨卡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愛情詩，當時的一位評論
家沃隆斯基認為她的詩歌「仿佛是《雅歌》的迴響」，「毫不掩飾地
歌頌愛情」，「勇敢地袒露自己的心靈」。無疑，這位評論家之所以
使用「毫不掩飾」一詞，所依據的不僅是詩人的創作，而且還與她的
生活有關。在世紀之交的俄羅斯詩壇，米拉與象徵主義詩歌的領袖之
一康斯坦丁·巴爾蒙特的婚外戀情可說盡人皆知，因為他和她都從不
希望隱瞞這種關係，並且還在創作中相互公開地贈獻愛情詩：「這種
幸福就是甜蜜的情欲，這對愛侶就是我和你」。平心而論，就氣質和
精神而言，米拉是與巴爾蒙特最為相投的一位女詩人，巴爾蒙特在詩
中寫道：「我來到這世界，為的是看看太陽，……直到臨死的那一刻，
我依然要歌唱太陽」，「我們將像太陽一樣，太陽———永遠地年輕，
這裡面珍藏著『美』的遺言！」米拉則認為，自己就像「芬芳的玫瑰
這春天可愛的孩子，懇求著太陽」，熱情地呼喚：「太陽！……請給
我太陽！我渴望光明！」
米拉晚期的詩歌逐漸改變了狂熱的風格，顯得雅致、冷峭而理性，
這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她發現「地球被黑暗所籠罩」，日常生活
中，「惡」替代了「美」成為審美的原則；其二，身患了在當時被視
作絕症的肺結核，這使她感覺到死亡的陰影時時在脅迫著自己。她在
一首詩中如是表述：「我希望在年輕時候死去，無憂無慮，了無牽掛；
像一顆金星一般隕落，像永不枯萎的小花一般飄落……」。她果真實
現了自己的願望，在35歲上死去，這個年齡哪怕不算十分年輕的話，
至少離衰老還很遙遠。同年，她在身後再度獲得了普希金文學獎。作
為俄羅斯頹廢派的先驅者，她的作品引起了很多人的仿效，甚至有其
他詩人不惜盜用她的名字來出版自己的詩集；而在眾多的追隨者中間，
至少有兩位屬二十世紀俄羅斯詩壇上的重量級人物，那就是伊·謝
維裡亞甯和切魯比娜·德·加布裡亞克。
俄羅斯白銀時代詩壇又一位被稱作「薩福」的女詩人是季娜依達
·吉皮烏斯（Zinaida Gippius，1869－1945）。關於這位女詩人，
勃柳索夫認為，「吉皮烏斯女士屬我們最傑出的藝術家之列。她的
詩仿佛是以濃縮的、有力的語言，借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畫出
了一顆現代心靈的全部體驗」，安年斯基則宣稱，她的創作「有著我
們抒情的現代主義整整十五年的歷史」。兩位象徵主義詩歌的巨擘對
她作出如此高的評價，可見她在俄國現代主義文學詩歌史上那不可忽
略的地位。
吉皮烏斯誕生於俄羅斯中部圖拉省的別寥瓦城。父親的遠祖是德
國移民，本人是律師，母親是西伯利亞一位縣警察局長的女兒。吉皮
烏斯的童年和少年在烏克蘭的涅仁縣度過。為了讓女兒能接受正規的
教育，父親曾經嘗試把她送到基輔的女子學院學習。可是，由於無法
承受親人離別的悲傷，她大部分時間都不得不在學院的附屬醫院裡度
過。面對這種情形，父親只好讓步，把她重新接回家。於是，吉皮烏
斯開始以自學的方式來汲取知識與智慧。吉皮烏斯的自學儘管不太系
統，但閱讀量大得驚人，她幾乎讀完了俄羅斯文學所有的名著，對果
戈理、屠格涅夫了如指掌，尤其喜愛陀斯妥耶夫斯基。
1889年1月8日，吉皮烏斯嫁給了著名作家德·梅列日柯夫斯基。
婚禮舉行得十分簡單、樸素，按照她在回憶錄中的記述，「有點像托
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描寫的吉蒂的婚禮」。不過，接下
來的場景就超出了托爾斯泰的想像。婚禮完畢的當天晚上，這對新人
依然各自進行養成了習慣的閱讀。然後，梅列日柯夫斯基回到自己的
旅館裡；而吉皮烏斯倒頭便睡，全然「忘記了自己已經嫁人」。直到
清晨，母親來敲門：「你還在睡，你的丈夫已經來了。快起床！」而
這就是他們那種婚姻－聯盟－同志式的友誼的開端。對他們而言，精
神上的眷戀似乎遠遠大於肉體的親近，正是這對夫妻，「自從在第比
利斯結婚以後，52年來，沒有分離過一次，沒有分離過一天」。
婚後不久，他們就來到了彼得堡。在丈夫的引薦下，吉皮烏斯很
快進入了彼得堡的文學圈子，她在《北方導報》上發表了自己的處女
作。1904年，出版了第一部詩集《1889－1903詩集》，這部詩集收入
了很多在當時驚世駭俗的作品，如：「我的道路殘酷無情，它把我帶
向死亡。可我愛自己，就像愛上帝，愛情將拯救我的靈魂」、「愛，
只有一次，好比只有一次的死」、「我追求我一無所知的東西，……
我追求的東西呀，這世界上沒有」。在主題上，吉皮烏斯的詩歌大體
與「老一代」象徵主義詩人相同，描述孤獨、愛、死、個性，人的無
力感，神性和獸性的交織與糾纏，等等。在詩歌語言上，她喜歡運用
祈使句，直抒胸臆，卻又注意在詩中注入深刻的哲理，關注存在的根
本問題，力圖在有限中追求無限，在必然性中尋找偶然性，在絕望深
處捕捉希望。
1901年，哲學家別爾嘉耶夫組織宗教－哲學協會，吉皮烏斯夫婦
是它的第一批參加者。至於他們的寓所「莫羅茲之家」，就成了彼得
堡的文化中心之一，被看成當時俄國知識界的一塊綠洲。沙龍的女主
人也博得了「彼得堡的薩福」、「頹廢派的聖母」、「穿裙子的俄羅
斯路德」、「綠眼美人魚」和「俄羅斯的卡桑德拉」等稱呼。吉皮烏
斯根據自己的宗教觀，把人類的歷史劃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聖
父階段，也就是「舊約」的時代，那是人類體會上帝的力量和權威，
認識世界的真理的階段；第二階段是聖子耶穌階段，也就是「新約」
的時代，同時也是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愛在這一階段成為真理的象
征；第三階段是聖靈階段，永恆的女性－聖母階段，也就是「第三約」
的時代，那是人類的未來，自由將成為愛的象徵，到那個時代，人類
生存中的一切矛盾——性與禁欲、奴役與自由、恨與愛、無神論與宗
教，等等，都將得到解決。在整個俄羅斯詩歌史上，吉皮烏斯或許稱
得上最具宗教感的大詩人之一，她認為，人的本性最自然和最迫切的
需要，就是祈禱。在她的心目中，真理或探索真理，要高於人間的幸
福，因此，她在詩中宣稱：「我並不為你們去祈禱幸福，我祈禱的內
容遠比幸福高尚。」
由於不滿沙皇的專制統治和官僚們的腐敗，吉皮烏斯發自內心地
渴望自己的祖國能夠出現變動，渴望出現革命，希冀從革命和變動中
創造一個新俄羅斯。為此，她熱烈歡呼1917年二月革命的來臨。可是，
她不久就感到了失望，在日記中寫道：「這種沉重地靠壓在過去的奴
隸身上的『自由』過於殘酷」。她所理解的革命是精神的革命，是屬
於宗教層次上的革命。但是，現實的粗鄙、暴力和血腥與她的理想差
距很遠，以致于她根本無法接受隨之而來的十月革命。1920年初，吉
皮烏斯與丈夫梅列日柯夫斯基偷渡出境。自1921年底開始，便一直僑
居於巴黎。他們在巴黎繼續宣傳「第三約」和「新基督教」的精神，
組織宗教－哲學團體「綠燈社」，舉辦沙龍「文學星期天」，在自己
的周圍集聚了一大批僑民知識界的精英人物，為僑民文學的第一個浪
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晚年，她一直堅持著寫作，留下了兩部出色的回憶錄《活生生的
面孔》和《德·梅列日柯夫斯基》。她留下的最後一首詩則是：「最
後一棵松樹被照亮。／黑色的木墩在下面凸現。／而今，它也即將消
失。／臨近結束的白晝一去不返。／白晝消失。白晝內部有什麼？／
我不知道，它像鳥兒一般飛走。／它不過是一個平常的白晝，／可是，
畢竟呀，——一去不返。」
被稱為「俄羅斯的薩福」的第三位白銀時代女詩人是安娜·阿赫
瑪托娃（Anna Akhmatova，1889－1966），在四位女詩人中間，她恐
怕是中國讀者瞭解最多的一位，其詩歌上的成就大概也是最堪與薩福
相匹敵的詩人。有人認為，倘若說普希金是俄羅斯詩歌的太陽的話，
阿赫瑪托娃就是俄羅斯詩歌的月亮。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諾貝爾文學獎
評選委員會主席埃斯普馬克甚至認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
僅是她本人的遺憾，更是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遺憾。
在自傳中，阿赫瑪托娃這樣寫道：「我於1889年6月11（新曆23）
日出生於敖德薩。我的父親是一名退伍的海軍工程師。我一歲時，全
家遷居到北方皇村。我在那裡一直生活到十六歲」。阿赫瑪托娃原姓
高連科，由於父親不願意女兒從事文學活動，禁止她用「高連科」的
姓氏發表作品。於是，她署上了母親家族的姓（據說，她的母親是韃
靼可汗阿赫瑪特的後裔）。阿赫瑪托娃的童年並沒有留下美好的回憶，
在她的自述中，我們知道，沒有什麼玩具，沒有善良的阿姨，也沒有
嚇人的叔叔，甚至沒有同齡的玩伴，家裡的書籍很少，僅有的詩集是
涅克拉索夫的詩選。幸好她的母親對詩歌尚有興趣，偶爾還給孩子們
朗誦一點涅克拉索夫和傑爾查文的詩歌，這成了她最初的文學啟蒙。
十歲時，阿赫瑪托娃得了一場大病。令人詫異的是，就在那時，她開
始了詩歌寫作，此後，她一直覺得自己的詩歌道路與這場疾病有著某
種神秘的聯繫。
1910年，阿赫瑪托娃嫁給古米廖夫。對後者而言，安娜是繆斯、
普緒克、海洋女神、美人魚、月亮女郎、夏娃、酋長的女兒，幾乎有
整整十年時間，阿赫瑪托娃在他的創作和生活中一直佔據了最重要的
位置。不過，兩位天才詩人的共同生活似乎並不像常人以為的那樣幸
福，他們各自強烈的個性往往會給對方造成傷害。這種受挫的情緒在
阿赫瑪托娃早期的抒情詩中已經初露端倪：「時而像蛇一樣蜷縮一團，
在心靈深處施展巫術；時而整天像一隻鴿子，在白色的窗前咕咕絮語。…
…總是那麼固執、那麼詭秘地挪走人的快樂、挪走安寧。」
1912年，阿赫瑪托娃的第一部詩集《黃昏》出版，獲得了評論界
良好的反應。詩歌語言簡潔、準確，善於把抽象的感情用具體的細節
來表達，在短短數行中完成戲劇的場景：「胸口是那麼無助地冷卻，
／而我的腳步卻那麼輕快。／我把左手的手套／往自己的右手上戴。」
批評家維諾格拉多夫對此的評論是，「詩人仿佛在鏡子中觀察內心狀
態的外在表現」。兩年後，她的第二本詩集《念珠》出版，奠定了她
在二十世紀俄語詩壇上的重要地位。十月革命前後，該詩集曾重印過
八次，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1913年，彼得堡開設了一家專為流浪藝
術家和詩人提供活動場所的酒吧——「野狗俱樂部」。阿赫瑪托娃是
這家酒吧的常客，她的不少詩歌都是在這裡首先朗誦，然後廣泛傳播
出去。她在一首詩中對此有所描述：「這裡，我們全是酒鬼和蕩婦，
／我們在一起多麼鬱悶！／連壁畫上的鮮花和小鳥／也在思念流動的
彩雲。……／啊，我的心多麼憂傷！／莫非在等待死期的來臨？／那
個如今正在跳舞的女人，／她命中註定要下地獄。」
上面最後兩行獻給演員蘇傑依金娜的詩句幾乎像讖言似地預示著
詩人今後的命運。二十年代以後，阿赫瑪托娃開始進入了她生活中的
低谷，首先是已經離異的丈夫古米廖夫的被槍殺，隨後，唯一的兒子
列夫兩次被捕。她本人，起初是因為詩歌中的陰鬱、低沉的調子和
「既沒寫勞動，也未寫集體」而在文學界受到批評。更富於戲劇性的
是，在1924年，格羅斯曼在莫斯科的一次詩歌朗誦會上將阿赫瑪托娃
與薩福相提並論以後，她有將近十五年的時間，被非正式地禁止在公
開刊物上發表作品。1946年8月，日丹諾夫代表俄共中央宣讀了一項決
議，點名批判了她和左琴科，粗暴地否定了詩人的精神世界，認為阿
赫瑪托娃是「集淫蕩與禱告于一身的蕩婦和修女」，勒令發表她的作
品的雜誌《列格勒》和《星》分別停刊和整頓。隨後，她被開除出
蘇聯作協。
但苦難和厄運並不能完全壓倒阿赫瑪托娃的創造衝動，反而玉成
了她詩歌中最具精神深度的部分，幫助她走出了「室內抒情」的局限。
從三十年代開始，在居無定所的生活狀態下（直到1961年，她才在彼
得堡附近的小鎮柯馬洛沃擁有了一間「自己的屋子」），除翻譯工作
以外，她一直從事著長詩《安魂曲》和《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等重
要作品的創作和修改；而正是這兩部作品，使她得以躋身於二十世紀
世界詩歌最傑出的大師行列。五十年代後期，阿赫瑪托娃被恢復名譽，
以前的詩集被允許重版，新的詩歌也可以在刊物上公開發表。1964年，
她在意大利被授予「埃特納·陶爾明諾」詩歌獎。次年，英國牛津大
學授予她名譽博士學位。
最後，還需要補充的是，阿赫瑪托娃灰濛濛的晚年生活也存在著
某種暖色，那就是彼得堡的地下文學活動，她在與布羅茨基、納伊曼、
鮑貝舍夫等人的忘年交往中看到了俄羅斯詩歌的未來。儘管這些年輕
人不同於薩福身旁那些天真爛漫的少女，但他們對繆斯的忠誠似乎有
過之而無不及。
倘若說在這四位女詩人中間，最具激情、最富幻想力的是洛赫維
茨卡婭，最具智性特徵和領袖魅力的是季·吉皮烏斯，在詩歌藝術上
最堪與薩福匹敵的是安娜·阿赫瑪托娃，那麼，就性情和生活而言，
最有資格被稱為「俄羅斯的薩福」的人選大概是索菲婭·巴爾諾克
（Sophia Parnok，1885－1932），她不僅寫有好多首題獻給薩福的抒
情詩，歌頌薩福自由、感性的詩歌精神，「靈感的花！皮埃裡亞的玫
瑰！／薩福，我的姐姐！同一個信念／越過千百年把我們的精神聯結。
／讓我們在不同的日子裡收拾／我們的籃子，——依然是它們，／那
誘惑過我們的皮埃裡亞的玫瑰！」並且還以同性戀的詩人身份出現在
公眾場合。
巴爾諾克（原姓巴爾諾赫）出生在塔甘羅格，父親是一名藥劑師，
母親是一名醫生。她自童年時代起，就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性格特徵，
被父親認為是「一名瘋瘋癲癲的小女孩」。在當地中學畢業以後，她
來到瑞士，先後在日內瓦音樂學院和日內瓦大學語文系學習，有一陣
子與普列漢諾夫還有過來往。回國以後，一度在《北方紀事》雜誌擔
任編輯，在這個刊物上發表詩歌、翻譯作品和評論。1916年，在莫斯
科出版第一本詩集（此後還出版過四本詩集：《皮埃裡亞的玫瑰》、
《柳枝》、《音樂》和《低語》），得到大詩人沃洛申的賞識。她的
作品具有新古典主義風格，用詞考究、學識淵博、富於音樂性。同時
代的女詩人赫爾策克在她的詩歌中發現，它們具有「無家可歸的、永
遠流浪的驕傲的精神」，追求「把女性靈魂特有的柔情，連同它所有
的矛盾，與陽剛的男性詩行協調、結合起來」。這些特點，從下引的
詩中可以略窺一斑：「在窗玻璃之外是天空的／玻璃。冰雪遮蓋了／
街道。唯有這輕盈的雪花／不屬冬天。／這雪花來自何方／請你告
訴我？／莫非是白楊的茸毛／被吹散？／為什麼，我的朋友，／憂傷
了起來。／仿佛是夏天的小風暴，／實際上，／為我鋪好最後的／床
榻。」
儘管曾經有過一次短暫的婚姻經歷，但巴爾諾克從來沒有真正愛
上過一個男人，她最感興趣的是女人。她的第一個同性戀對象是納傑
日達·波麗雅科娃（關於她的生平資料，如今已無可查考，但巴爾諾
克早期有不少抒情詩都是題獻給她的，可以想見這位女友在詩人的情
感歷程中起過極為重要的作用）。第二個同性戀對象是著名詩人茨維
塔耶娃。這次戀情開始於1914年，它刺激了後者的靈感，使她寫下了
一生中最出色的組詩之一《女友》和中篇小說《索涅奇卡的故事》。
在組詩中，巴爾諾克被稱作「無人可以拯救」的「年輕的悲劇性的夫
人」，令人想起莎士比亞悲劇中所有的女主人公，她的形象「既非女
人，也非男孩」，但「既有女人的溫柔，又有男孩的莽撞」；至於自
己，茨維塔耶娃則派定在「小男孩」、「斯巴達克式的孩子」的角色
上。1916年初，她們脫離了情侶的關係。起因是茨維塔耶娃與曼傑什
坦姆在彼得格勒有過一段短暫的浪漫史以後，回來發現巴爾諾克的房
間裡有了新的女伴——演員艾拉爾斯卡婭。這種關係的破裂在茨維塔
耶娃的內心留下了無法撫平的創痛。
對這位驕傲的女詩人而言，從來都是她主動中斷與他人的愛情關
系；因為，在她的眼裡，這是一種「脫離的榮譽」。這一次，別人搶
先了一步，這是她的自尊心所不能容忍的，以致於多年以後，有人建
議她到巴爾諾克的墓前去看一下，被她冷淡地拒絕了。
巴爾諾克交往時間最長的一位女伴是莫斯科大學的數學教授奧麗
加·祖別爾比列爾。奧麗加完全是文學圈子以外的人物，在性格上也
有許多與巴爾諾克不同的東西。但這並不妨礙她成為後者長期的女友，
她們保持了將近十年的關係，直到巴爾諾克逝世為止。根據艾拉爾斯
卡婭給赫爾策克的信中所描述，她是「一個聖人，一個身居相當高的
精神高度的人。」巴爾諾克在詩歌中將她看作母親，自己則像孩子似
地依偎在她的懷中。她的最後一位戀人是維傑涅耶夫斯卡婭，巴爾諾
克為後者寫下了不少感人的詩篇，將她稱作「銀白的繆斯」、「銀白
的玫瑰」、「銀白的夏娃」，滿懷柔情地吟唱道：「牽起你的手，我
們走向罪孽的天堂，……／悖逆著天上制定的計劃，／五月為我們返
回到冬天，／綠色的林中空地開滿鮮花……」
1933年8月25日，巴爾諾克病逝於莫斯科近郊的卡林斯基村。為她
送葬的是三位女伴：祖別爾比列爾、維傑涅耶夫斯卡婭和艾拉爾斯卡
婭。
古希臘的薩福最後由於失意而投海自盡，結束了傳奇而淒婉的一
生，令人唏噓不已。俄羅斯的「薩福」們似乎也沒有得到幸運之神的
眷顧：兩位英年早逝，一位遠離祖國，最終客死他鄉，一位長期被排
斥在文學的中心以外，時不時地遭到無理的批判，甚至被剝奪發表的
權利。或許冥冥中真有命運在作怪：這四位俄羅斯女詩人在秉承了薩
福的天才的同時，也仿佛繼承了她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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