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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繼承人：評德裡克·沃爾科特的《仲夏》
去年10月17日，在詩歌界一個稀世難逢的儀式上，德裡克·沃爾科特登上了紐約聖約翰大教堂高高的講壇，朗誦他的「為W·H·奧登而作的頌歌」（見1983年11月21日TNR的報道）。這一事件是為期一周的奧登逝世十周年紀念活動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什麼才該算是更為卓著的努力？一個來自加勒比地區的強有力的黑白混血詩人居然能夠誦讀他的詩句來為英語文學之中的白人大師增添榮譽。而還有比這更合適的嗎？如果把詩人定義為繆斯的起訴者，那麼在我們這個時代，在她的偏愛者之中，這兩位（奧登和沃爾科特）正是這樣的起訴者。他們比其他人更深入地覺察到，她是一個不潔的女人。
沃爾科特到現在為止已寫了四十多年的詩。他使自己成為英語詩歌傳統的學徒，並從未迷途遠離演說式的抒情詩行。他的引導者包括伊麗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時代的詩人，華茲華斯，丁尼生，葉芝，哈代和羅伯特·洛威爾（此人也曾嘗試把這一序列的傳統合併到他自己的作品中），我們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象織機上的緯線一樣在他的詩行中穿梭。與之相應的是，從中也可以聽到本地的影響，譬如加勒比地區的方言語彙和句法。這就是全部的遺產，但它被強化和激活－－並徹底地結合在了一起。
在被寫作危機籠罩的五十和六十年代，當詩人們為自由詩、投射主、反韻律、自白主義、重返美國之根等目標而奮鬥的時候，沃爾科特的作品很少受到關注。他通常置身於激奮的時尚之外。但是象他那樣的能力和手藝絕不會被永遠放逐出詩歌的舞臺，正如詩歌離開它的主要養分－－格律結構就絕不會再進一步發展。最近十年，由於我們那些耗盡心機的詩人們的產品已被證實為是日益嚴重的低能和虛弱的表現，沃爾科特已開始走上前來，要求人們承認他所應擁有的正確的位置。《星星蘋果王國》（1979）和《幸運的旅行者》（1981）是兩部重要的選集。詩人已找到了一種方式來把他的引導者們的遣辭手法和他自己鮮活而敏感的語言熔合在一起。如今，在《仲夏》之中，帶著一個處於最佳狀態的寫作者全部的優雅和怨痛，他已嘗試著作了最富危險性的探索。
《仲夏》寫於在特立尼達逗留的兩個夏季，是一部由五十四首詩組成的長詩序列。我們毋須計算就可以知道：他幾乎是每隔一天就寫成一首詩－－這些詩長度由十七行到三十行不等，行文緻密無隙。雖然以這種速度寫作的詩人大有人在－－譬如拜倫、聶魯達、貝裡曼以及創作《筆記本》階段的洛威爾－－但這並不是一種普通的實踐。它所承擔的風險顯而易見：重複、懈怠、對材料的無度濫用。但沃爾科特接受了挑戰，去贏取他想要得到的酬勞－－迅疾、果斷和新鮮。並且他加大了賭注：擯棄戲劇性的推進或者題旨上的連續性。這是一個中年浪子的沉思，僅此而已。寫作意圖非常明瞭。通過清除戲劇性、主題和任何完結性的花飾，沃爾科特把詳端細察的全部重量都壓在了詩行之上。這樣的詩藝沒有任何東西在其後隱藏－－沒有機巧的把戲，沒有聲東擊西的假像。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冒險，而它成功了。
近年來詩歌和雜誌業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密切。詩人往往生產出二十或三十「首」分散的玩意兒，而後將它們彙集成書。古老的「種族的觸鬚」式的吟唱已被修剪、梳理，抹上了髮油，變得更像是耳語。而《仲夏》，不修邊幅但充滿活力，絕不是雜誌詩集。它的詩句像是鏈鋸上的環齒在生活的粗大樹幹上來回拉鋸。我們將面對的是被截斷的樹木、它的年輪、它的不規整。這條鏈鋸的連接和結合並非是巧妙加工的結果－－它是內在的、有機的。如果鋸出了木屑和碎渣，那隨它去吧。沃爾科特不會在意。這是他自己獨特的隱喻：
……我的手掌已被那股我已搓撚了
四十多年的手藝之繩所割傷。
我的愛奧尼亞是草木灰燼的氣息，是八月的水箱上
被烤焦了的把手：它沖著生銹的島嶼吱嘎作響；
我喜愛的詩句保留著所有難解的結紐。
仲夏：煩悶、血液的鬱滯、灼人的午後強光一樣的自我反省。仲夏等於事業的中間階段、中年、但丁的「在我們人生道路的中途……」。我們從這些被編上序號了的詩篇中所能找到的唯一的、真實的敘述支撐在第一首裡就被給了出來。詩人，我們可以輕鬆地把他認同為講述的聲音－－「我」，正乘飛機返回他的故島。飛機從「泥土的書頁」上升起，「甘蔗地沉入詩段之中」，當飛機輪子觸及跑道的時候他驚呼：
來得太快了，這斜沖下去的家的感覺－－
甘蔗撲向機翼，圍欄；一個當滾動的機輪
不停晃動心靈之時依然站立的世界。
沃爾科特享有奧維德的饋贈；他的壓縮、組接、變形手法用起來毫不費力。因而，在這首詩裡，飛機被比作一尾銀魚「鑽過雲層的卷冊」，雲和下面的珊瑚礁的形狀聯繫在一起，它們都成了「潮濕的文化中破碎的書頁」。當雲氣散開、島嶼顯現，當飛機的投影「象鰷魚一樣從容地」在叢林上起伏，沃爾科特突然間擰開了他的寫作框架，對一個不在場的青年詩人說起話：
……我們的陽光被羅馬
和你的白紙分享，約瑟夫。這裡，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樣，
都處於同一個年代。在城市，在泥漿中的殖民地，
光從來沒有紀元。
但在後兩行他又轉了回來，注意到「教堂的尖頂渺小得讓你不能聽到它們的鐘聲。」空間和時間對此人來說像是麵包師手中的生面圈：他按照自己的意願揉著、拉著、擠壓著。他並不操心為那些不斷喚起的細節鉤尋一個思想，雖然這些細節的結合往往匪夷所思。他對詩行在韻律中的彈性持有充足的信心。
後面的詩在內部構成上同樣繁複。雖然主要著眼於加勒比，留心本地的細節，但它們和沃爾科特自身的身份特點一樣複雜。這裡面有的段節是劇烈的表現主義式的觀察－－
……單調的火紅色灌木林
用中國雜貨店上空 的表意文字
拭刷著潮濕的雲層
——VI
與之並置的是莊嚴的深思－－
我能感到它來自遠方，來自母親，潮汐
因為白晝已逝------
－－XV
以及澎湃的讚歎－－
-----仲夏從它自身之中
湧出，它的詩篇出現得毫無道理，
就象當我們去傾聽什麼象雨聲的時候，我們會驚擾
一個飛瀑擊石的靈境。豐厚的思賜！
－－VII
這種跨度僅僅受制于被壓縮成分的情境和不可避免的心智的複現。
視像是沃爾科特作品中一個有力的組成部分。對於造型和色彩價值他具有畫家的專業眼光。對比例關係他也有強烈的感覺。描述性的元素在詩中被安置得好像詞語和它們的聲音都成了顏料：
蚊蚋在鋸齒樣的仙人掌上鑽滿了小孔，
一座火爐使夾竹桃的刀片紛紛卷刃，
圓木上的一根細枝和它的野生屬性一樣模糊不清。
一幢房屋在臺階上等待。它白色的門廊閃閃發光。
－－XXV 這種結構和細節定位本能可以說代表了沃爾科特客觀的一極。而主觀的一極同樣重要：明晰的蝕刻般的描述讓位於昏暗的內心激流，直立的輔音象風暴中的棕櫚一樣被吹斜。沃爾科特時而在這兩極之間來回閃掠，時而強行將它們熔合在一起。這是他的最高時刻－－當他將語調調轉為激情的宣言：
哦主啊，我的手藝，它耗費了我多少時間！
有時閃電忽現，一道狂喜般的徹亮
將土地牢牢釘在它自己的位置上；瀝青的表面
散發出漸漸乾涸的雨水之中鮮活的童年氣息。
因而我相信它仍是可能的，那真理的
至福……
－－XIII
如果說在詩歌中沒有什麼比這樣的說法更罕見，那是因為沒有什麼比這更冒風險。這種發自喉嚨深處的重濁的舒適是我們的文化未曾領教的。
當然，對這樣一本集子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詮釋幾乎是不可能的。沃爾科特盡力在把兩個夏天之中他的內心生活的獨特紋理嵌入到明晰、生動的詩行之中。這種抱負對所要承擔的危險是有所準備的。譬如說，某種枯燥感。從頭至尾閱讀那些沒有多大分別的詩段就像是徘徊於熱帶雨林之中。在沃爾科特詩行的增殖、擴散之中有某種植物般生長的東西。一個人怎能如此迅速地創作出這麼多極盡盤曲柔韌之能事的六音步詩行？
當然，沃爾科特並不是無視他寫作計劃中的重複特點－－他是有意而為之。他嘗試著對題材進行約束。雖然這種約束是格律詩的體式本身固有的。但他卻是從寫作內部著手。正如塞尚畫了一座又一座的山因為山並不是他的興趣之所在，沃爾科特寫了一首一首在題材上差別甚微的詩。他的處理和描述在某種意義是一種託辭。他更願意盡可能多地將它們拋除，來為他的真正題旨－－將語言轉化為詩藝－－清理出一條道路。
詩歌，象說話一樣，是對聲音和意義的一種複合性的認可。抒情詩的理想狀態是二者被緊密無隙地結合在一起。或者，更好一些，是這樣一種狀態：在其中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聲音是意義的一種，意義也是聲音的一種，因為意義對應于心智，聲音對應於心境。而心境，正如偉大的抒情詩人一貫知曉的那樣，是理智把它的贓物窩藏起來之前的法庭。「背棄哲學」，沃爾科特寫道，「是詩人們/溫馴的叛逆……」他正盡可能多地削減或剔除詩歌中浮華的意旨，以使得聲音和意義的編織運動能夠自我呈現。這與其說是對主體的逃避不如說是對詩人職責的更深入的洞察。
沃爾科特把聲音、音樂感作為一個與被感知、被體察到的經驗相聯通的連接體來重建。當他寫道：
當陽光從瓦立克郡啤酒色的天空
沉落，橡樹客棧的門樞在吱嘎作響。
秋天從憤怒的蘋果園裡吹出了泡沫，
因此白髮的老兵們把椅子拖向壁爐
朝著被火舌劈叭吞沒的木柴吐痰。
－－XXXV
他在把聲音提升到意義的位置並有力地駁斥著認為意義是某種可分離元素的觀點。詩人們的叛逆是因為堅信宏亮而有節奏的語音強調能夠建立周行於經驗之中的身體洄游，而這是理性不能單獨達到的。
沃爾科特書寫著一種有力地重讀並濃密地捆紮著的詩行，它幾乎從未鬆馳，但也不喪失口語的親切感。他在形式之中工作，但他並不是一個形式主義者。他那晃動著的語音表面有時能讓人想起洛威爾，但這二者相差甚遠。在洛威爾那裡，人們能感到心智的扭轉；在沃爾科特那裡，感官占了支配地位。沃爾科特的詩句之間具有一種洛威爾所缺乏的自動的回應：
白色的三趾鷸使得收撤的海浪迅速縮至一點，
在眨眼般迅速的一閃中，貝魚穿過了卵石的縫隙。
－－XLVIII
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勉強的強調。這兩行詩象在相互模擬－－「眨眼般迅速」（wink－quick）恰好和「收撤的海浪」（withdrawing curf）相彌合－－並顯得相當自然。
雖然沃爾科特對現代主義所從事的向格律詩的猛攻非常瞭解，但他仍選擇了用格律詩寫作的可能性來工作。這一部分是性情的問題，但同時也是詩人和英語的獨特關係的問題。他在加勒比地區獲得的英語和他的英美同行們所講的英語大不相同。這個地區不僅僅是語言的播種床，它有各種洋涇濱和方言，殖民（和壓迫）的餘波還留下了各種狀貌的斑晶。正如沃爾科特在《三便士評論》最近的一次訪談中所說：
人們很難理解我對詹姆斯一世時代的偏好－－它其實並不遙遠。如果你聽到一個從巴貝多或牙買加來的小夥子說英語，你仔細聽的話，你能聽到十七世紀的句法，我曾在《亨利五世》中聽到一個士兵用約克夏方言說話，它聽起來象純正的巴貝多話。
沃爾科特的傳統格律並不只是簡單的尚古懷舊之舉－－對他來說，這是把他複雜的語言學遺產組織起來的最有效的手段。在堅定牢固的結構的控制下，遺產中的每個元素才能表明它自身。而這種複雜的區分，正如每個第三世界的人都能證明的那樣，不僅是歷史的；它們同樣也是現實政治的：
這裡對帝國的嫉羨和憎恨是如此劇烈
以致於一個人是否選擇說「Ven-thes或Ven-ces"
同樣包含著階級鬥爭……
－－XLIII
在當前用英語寫作的詩人中沒有誰能夠用沃爾科特的方式把權力和微妙的技藝連接起來。他是一個局外人，一個來自外圍的詩人，但現在或許該把圓規的中心放在他的位置，重新畫一個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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